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認同 : 朝鮮王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

摘要

東漢永平十五年（７２），明帝親臨曲阜祭孔，配以孔子七十二弟子從祀，開始了中國的文廟從祀制度，而鄰近的朝鮮半島自高麗王朝顯宗十一年（１０２０）奉入新羅儒生崔致遠從祀文廟，自此建立了中、韓賢儒並列從祀文廟的傳統。直至朝鮮高宗二十年（１８８３），從祀文廟的朝鮮賢儒共十八人，統稱“東國十八賢”。繼往開來，朝鮮王朝在遵照高麗王朝奉行中國文廟從祀制度的同時，就朝鮮先儒從祀文廟的標準，朝野上下俱經歷了長時間的議論，始由“文化傳播者功績”的考量，轉向以“東國傳道系譜”的確立，認同朝鮮賢儒的傳道者身份，作爲他們入廟從祀的準則。這個轉變反映了朝鮮儒者從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視角，漸次意識到他們也是文廟從祀的參與者，至在承襲和模仿中國道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東國道學”的意識，拓展出韓國本土儒學的根本意義，宣祖朝《國朝儒先録》的問世正是這種意識具體展現的實踐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