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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福州
  • 出版时间： 2012-10-27

主办单位：;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福建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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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马华新生代作家黎紫书的生命源地与主体生命体验一直以来都与城市紧密联系着.由是城市这个生命空间不只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书写素材,同时作家以城市作为审美背景和对象,通过对城市景观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城市市民日常生活、社会百态及市民精神面貌的呈现,作家自身内在心灵与城市之间断裂,为读者观照城市提供了绚丽的三棱镜像.鉴于此，本文试图透过具体分析作家笔下的“我城”与“他城”的城市面影，从而窥探作家如何观照、勾勒“我城”与“他城”，进而建构其独特的城市视野与城市书写风貌。研究发现，黎紫书对异国城市的书写，印记着作家的眸光和足迹，是她对行旅过的跨国城市不同景观的静观，是外在景观与内在心境的高度熔铸，同时更是作家心象版图最如实的映现。黎紫书散文中的城市书写在题旨的呈现、意象的创造与形塑、叙述的技巧和风格、思辨形式上的独特和深刻或其整体书写策略而言，都是深度与创意俱足的。
  • 摘要：新加坡作家黄孟文是华文微型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并不多产,但绝少平淡之作,他的微型小说大多意蕴丰厚、韵味深长,值得玩味和咀嚼,其中一些篇什堪称经典,是为大家.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视野，是黄孟文微型小说之所以显得深邃和大气的内在原因。喜剧的心态，批判的视角，使黄孟文的微型小说达到了人性审视的深刻与犀利，同时闪耀出理性之光和智慧之美。文学是人学。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总是以对人性的深入观察与描写而打动读者甚至震撼人的灵魂。黄孟文的微型小说直面现实，反映出生活的丰富和复杂。从人类战争、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社会治安、贫富差别到官场丑态、商场竞争、家庭伦理、世态百相，无不涉及。痛惜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衰微，展示和批判年青一代海外华人盲目崇洋、数典忘祖、精神空疏的现状，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表达出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深情挚爱以及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而做出的艰苦努力，是黄孟文微型小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主题之一。黄孟文微型小说艺术成就的取得，显然都离不开他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机智的语言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结构精巧，布局严谨，结尾出入意料之外；视角新颖，心理剖析细腻，且多用对比手法结构全篇；机智、简练、精妙、传神的语言。
  • 摘要：新加坡文艺(英语文学、华语戏剧与视觉艺术)中的怀旧近年来已得到关注.其实，怀旧亦是梁文福等新华作家雅好的题材。文中以《梁文福的21个梦》和《左手的快乐》这两部小说集为主，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入手，提炼出怀旧这一核心的分析范畴，将其放回历史视野和理论框架中，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批评探索。梁文福的怀旧与其说是起源于他回归往日生活的冲动，不如说是出自他对当下生活处境的困惑和不满，怀旧情绪在急切捕捉它的客体，透过“稻田”、“青山”、“蓝天”、“白云”、“低头吃草的牛”等图像，表达自我的主观境况，而这些图像又浸透着对某个过去的特殊记忆。往深一层看，梁文福小说中的怀旧情结，还起因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梁文福小说的怀旧主题还可溯源于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历史记忆；祖辈辛苦辗转、筚路蓝缕的离散经验已然融入年轻华人的血脉之中，梁文福的怀旧抒写就是族裔记忆的投影和折射而已。另外，梁文福的两部虚构性作品则指向怀旧的隐喻和象征的层面，不拘泥于有限的个人经验，而是反思现代人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的境遇。在稍纵即逝、支离破碎、充满焦虑感的都市环境中，微型小说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表述都市经验的体裁，这也与它发挥的怀旧功能有关。
  • 摘要：旅美女作家施玮，近年提出的“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受到国内诸多批评家的关注。她写作的“灵性”诗歌、小说，就是以独特的诗性语言表达、个性化的女性情感经验、神性的终极救赎与深刻的哲学洞识，为海外华文女性文学注入了“宗教信仰”的精神因子，引领世人在放逐的自审、自省与忏悔过程中，走出灵魂的黑夜，获得生命的尊严，回归爱与梦“原乡”乐园。在当代华文女性文学历史上，越来越显示出她的重要位置。施玮笔下的人物形象，虽然携带着“60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疼痛记忆，有的滑向“堕落”，有的走向“虚无”，但最终会走向信仰而获得新生。获得“新生”者，因生出鲜活的“灵”而复活了人原初的“神性”之光，灿烂如炬，不仅能为迷途之人播撒宗教信仰之种子，而且，能发现被金钱物欲异化的“物性人”的灵魂病理，为疗救探寻一种可能性的途径。阅读施玮那个时期的诗歌《女人》，能够体会到其中清醒的女性意识，生命的苦难化为更理性的自我主体认知叙事。这第一次本质的转变，源自于那个时代个人生存命运的坎坷转折。施玮文学创作第二次本质性的转变，是1999年4月17日受洗成为基督徒。肉体对信仰的坚守，灵魂在飞翔中寻觅生命的意义。在“活过来”的心境下，施玮于1999年复活节受洗皈依基督，从而焕发出内在的写作生命力，丰富多样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因此，施玮追求“灵性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以“宗教信仰”情怀“修灵”与拯救灵魂的文学。
  • 摘要：《第九个寡妇》在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又不断再版,好评如潮.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个叫王葡萄的女子,在土改中把被打成地主恶霸的公公孙怀清藏匿在自家红薯窖内前后20多年的故事.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小说围绕王葡萄这个形象衍生的故事情节，承载着严歌苓对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深刻思考，这其中既有对传统伦理的维护与继承，比如对于孝行的倡导与赞颂，对于女性无私、贤惠特质的张扬等等，都渗透了浓厚的传统色彩，使这部小说洋溢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但是，在传统的表象中我们又能够发现作者对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与超越，使这部小说对于家庭伦理的书写显得斑驳复杂。
  • 摘要：微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的形式,应该是人文文化的一种现代化升华,一种富有时代性的人文内涵,并由不同的艺术方式和语言文化表达出来的文化艺术.其形式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形成.而存中国小小说这种形式的形成似乎比西方约晚了20年。但是，用现代的眼光来分析，文学界对文体形式或内容主题的不同见解，都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别把它们“钉死”了较好。小小说就是在这电脑信息网络时代的，越来越富有文学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广义上说，文学是集宗教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人文学地理学等等为一体的大学科！所以作为现代人，尤其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们更有责任，以人类和平、和谐来作为创作的基点，努力融进多元文化的元素、色彩，结出更加令人诧异的花和果，为社会，为人类，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进入21世纪，世界地球又缩了一大截，这种自然的浓缩，就对人类社会文明提出了更高更精的要求，小小说正是现代的社会文化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必然之需求，一种自然人文科学现象之一，但它必须多元化，中西文化要融合，已是势在必行。
  • 摘要：书写华人在美的历史、体现华裔族群的经验,是许多华裔美国作家所自觉自愿承担的责任.在本文看来,华裔族群的经验就是华人华侨华裔在美国现实中生活方式的一种抽象体现,而文学则是将这些抽象体验形象地表达出来.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华裔生活方式,100多年来,美国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与美国对华人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息息相关.在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品中，文学文本中的“法律”书写，在为美国历史“背书”的同时，也成为批判“法律话语”的标的，成为激发华裔族群自我认知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在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中国佬》、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伍慧明的《骨》和《向我来》等多部作品中，围绕着法律的文学叙事，有的以反向力量解构法律的权威，有的则让法律成为牵引叙事的一个主导，有的则是借法律塑造了那个时期在美华人的一个特定形象——“契纸儿子”。因此，小说文本中的法律成为百年来华裔美国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当然，对于百年来的华裔美国文学来说，未来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能够让后代人解读阐释，让人们得以受益的作品。本文认为“动态经典”的提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现在的工作是为明天的经典作品作初步的定位，“要抓住那些已较清楚地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文学价值体系中，予以初步的带有历史定位的呈现，为日后的经典性累积乃至确认提供重要基础。”对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法律叙事特质的揭示，是想为这一地域范围中的文学历史寻找一个位置，也是对这一带有特定历史经验的文学的初步定位。所以，经典通过顽强存活而给自己挣得经典之名，华裔美国文学应该还要历经时间的考验，更准确地说，华裔美国文学是处于正在被经典化的一个过程中。
  • 摘要：回眸历史,海外华文文学从播种、萌芽到开花、结果以至于香飘世界,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中留学生文学几乎与之同步生长、一道发展.从宏观视角来看,留学生文学主题演变主要体现在留学事业的进展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天然互动形成的阶段性特点上.今天来看,此类作品之多可谓车载斗量,但是从主题开掘这个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大体上跨过了"三级跳".第一级：留学是为了报国。第二级：留学是为了学留。第三级：留学是为了个人。必须指出，谈到留学生文学的主题，上述有关“本位”的“三级跳”，不过是其重要方面之一，不是唯一，因而也不能等同，因为它还有其他一些侧面，例如有关文化冲突与适应的问题，也一直贯穿在留学生文学中，有时还处在与“本位”主题不相上下的重要地位。但总体来看，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也与“本位”主题一样，大体上也同样经历了“三级跳”。就整体而言，“本位”主题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主题，是构成留学生文学基本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其具体表现在不同作品中会有不同的变化，有时此显彼隐，有时此始彼终，有时此终彼始，有时彼此交织，一言以蔽之，表现形态上会有显隐、强弱、先后之分，一以贯之则是相同的。同时，留学生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主题，比如爱情主题、成长主题、变异主题、生命主题、超越主题等等，可以说多主题或一主多副主题乃是留学生文学主题开拓与表达的总体取向和存在形式。因此，在探讨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位作家、某一时期创作主题时，一定要遵循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这一根本原则，庶几可望避免立场和视角上发生先天性的偏颇。
  • 摘要：19世纪俄国的巴枯宁被视为近世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华工贡献巨大。但随着工程竣工和劳力需求减少，19世纪70年代美国排华浪潮日益高涨，与之相应的，黄祸论也甚嚣尘上。当时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了两种极端。一是认定华人与西方高等民族相比，属于无可救药的劣等民族——肮脏，愚昧，只配当西方人的奴隶，但由于他们只要低报酬就可过活，所以对处于竞争关系的西方工人造成威胁。另外一些西方人却把中国人看成聪明、狡诈、邪恶，甚至有超人能力的人群，担心他们一旦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对西方而言是一场灾难。两种殊途同归的观点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西方文学中前往异域的中国人，一方面肮脏、懦弱、好赌、吸食鸦片，另一方面他们成了“黄祸”的化身。华工吃苦耐劳，只需很低工资就可生活，这就将西方文学中扭曲的华人形象既是作者的东方主义观点所致，也是西方人集体焦虑的反映。而华文文本中的华工形象是华人的自我书写，才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特别值得注意的，这时出现了一批描绘华人乌托邦的作品，无疑是华文作家理性思考的产物。显然，作者建构了一个华人的理想家园，与号称民主、自由而其实充满了种族歧视、不公不义的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借此暗示其理想：以中国自身为根本，学取西洋先进事物来加以改造，以塑造一个既非旧中国，也非照搬西方的新家园。因此这些华文作品并不能以普通的幻想小说视之。它们是在审视西方世界的优点和缺陷后，试图融合中西之优点而创立一个适合中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和人民需要的理想社会的想象。与本土人士相比，海外华人的独特优势在于他们多了一道睁眼看世界的目光，取长补短、融合中西正是海外华人及其文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已有百年历史，既与大陆、台湾、港澳文学有密切联系，也已形成自己的传统。经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有其历史复杂性，其区域性、国别性影响尤为明显。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考察有其多种视角，而海外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人在其离散生涯中的生命体验，其经典化的尺度孕育于这种独异而丰富的精神历程中。由此出发会发现，“第三元”是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所在，也是考察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视角，因为它产生于海外华人对话于多种文化的生命体验中，包含了其移民生涯的丰富经验，也体现出中华文化海外播传中的智慧。“第三元”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本根，它能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力浮现，源白海外华人的处境和经历。海外华人对文化多元的深切认同萌生于其自身的移民生涯中，密切联系着华人从“叶落归根”的侨民心态到“落地生根”的人生选择的转变。海外华文作家追求的“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半雄半雌的”或“半神半魔”的表现，并非只是强调文学表达人性的复杂性，而是要超越“雄”和“雌”、“神”和“魔”的二元对立，在接纳、表现“雄”和“雌”、“神”和“魔”中达到思想的深刻。他们作品文字内涵的巨大张力也是在调度各种紧张冲突中的矛盾、反差、对峙、不协调等等中产生的，由此透射出他们所处环境、时代特有的美及其包含的力量。总之，无论在文学的哪一方面，“第三元”都构成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一维。
  •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是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华人作家以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新移民文学"再度引起大陆评论界的关注.然而据笔者观察,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已出现严重困境.目前作家队伍构成的杂芜、作家创作观的“非文学化”、作品世界的自我吟哦已严重影响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创作一样，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尤其是大陆文学批评界的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批评家人格良知的沦落、批评个性的丧失、“情人式”的批评模式这三方面。要想走出当前困局，笔者认为，对于创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项重要“志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象的经典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虽然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但“边缘”往往是文学魅力生成之所在。对于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坚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批评个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只有胸怀浩然正气，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
  •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方略,其高品格、高境界、高追求,就是着力于"经典"的炼成.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精神，其所传递出的是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等共通的精神价值。海外华文文学从未放弃过“走向世界”的理想。从创作主体来看，把当前海外华文作家跟中国以及世界经典作家略加比较，起码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个人内功修炼问题，这包括学习借鉴和自觉提升两大层面。其次是灵魂向度问题。一个作家最后比拼的不是所谓形式技巧，而是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再者是审美情趣问题。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而言，最忌的是“随风入俗”，甚至把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流风时尚。意识到以上几点，海外华文写作就有可能呈现出世界文学所具有的精致与典雅之美，崇高与悲剧之美，庄严与荒诞之美，以及面对历史、现实和整体世界的美学品质，在世界文学的共性之中获得存在的可能。从文学本体上看，海外华文文学应如何经典化，并在探索中自觉驱动华文创作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呢？总体而言，应灵动地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多元性、现代性与普世性等方面的关系。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已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僵硬的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并为全人类所共享。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若能展示自己的优势，抓住母语不放，以一种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来审视、思考和把握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文学的未来，并以此为出发点，坚守自己的精神姿态，凭借自己的跨文化视野、丰富阅历、文化积淀，凭借出色的想象力，自信而从容，创作出具有独立性、独特性、独创性并蕴藏着深邃人性意味的诗性文本，达到所处的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为世界文学的未来“准备经典”就指日可待了。
  • 摘要：白先勇在创作《台北人》时，明显受到了英国作家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影响。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同样表现了各类人物的心灵病态与人性扭曲。这些“台北人”既深深陷入到心灵的梦魇之中不能自拔，又对自己真实的人生状态缺乏自省与自知。《台北人》的主题内蕴与审美旨趣，显然并非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白先勇所着意的，是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美好心灵，怎样在岁月流刷和历史动荡中，令人辛酸地被伤害、被腐蚀，并最终走向消亡的。纵观“台北人”系列作品，几乎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同时经历了个人的不幸与家国的沦亡。如果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对《台北人》加以观察，自然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对国民党显贵在大陆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之奢华生活的怀念，以及他们丧失大陆中国的“亡国”之痛。蕴含在《台北人》中的情感意蕴，不仅是从一个虽然痛苦万分，却不舍高贵自由的心灵中发出的天籁般的悲鸣与哀叹，也不仅是白先勇从凝聚着自己痛切人生体验升华出的“丧家失国”的悲哀，更深藏着一种对悠久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怀念与留恋。笔者认为最能体现这“唯美中国”之传神特征的，应是白先勇笔下那一个个风韵犹存但毕竟年长色衰、难掩迟暮的老美人形象。笔者还认为白先勇的同性恋气质和作品中的女性化倾向，与他精心打造的那个带有女性化特质的“唯美中国”形象，无疑具有天然的关联。白先勇的小说虽然境界不够雄奇阔大，取材也较为狭小细窄，但由于他高洁清远的文化气质和非同寻常的“中西合璧”能力，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承袭着西方文学“性爱、暴力与死亡”的传统母题，还大胆汲取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新手法，更天才般地将其与“物是人非”、“家国败亡”一类中国文艺传统融为一体。而正是这“中西古今”的有机统一，造就了《台北人》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地位，他以文字延续并建构了古老中国文化的新命脉。白先勇的成功，无疑是华文文学之经典性与“中国（特）性”不可分割的绝佳例证之一。
  • 摘要：《文讯》是当代台湾文坛具有指标意义的文学杂志。作者认为，《文讯》是当代台湾文坛的微缩，它的文化性格、办刊气质、行进轨迹、发展变化，真正映照了台湾文坛的变迁，也展示了刊物自身身份变化和出版、传播机制、体制的转轨。微观与宏观互相验证、中观与个案彼此融合、理论与实证相互砥砺，是该著论述的显著特点之一。《文讯》见证和建树了台湾当代文学的版图构成，并引导了华文文学史料保存、文学研究、地区文学史（区域文学）、文学评论的风潮。《文讯》担任了当代台湾文学史的见证和记录者、文学出版史的亲历者、当代台湾文学传媒变迁史的推动者、学术研究的弄潮儿、文化议题的设置者、地方文史工作的先行者和掘进者、文化建设的鼓吹者和践行者的重要角色。文章分别从《文讯》鲜明的办刊理念、宗旨、特点、栏目及精气神、刊物的思想系谱、文化品格等方面展开，既有历时考察，又有对《文讯》这一具有鲜活生命的“主体”的各侧影的剖析，更有对《文讯》的巴赫金式的“道路时空”轨迹的显影。
  • 摘要：随着现代传媒文化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并表现出了很强的制约力量。这一现象在龙应台一系列文学轰动效应形成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后，传媒功能对其“野火现象”或“野火再燃”等一系列文学轰动效应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力度之大即是一个明证。本文试图从传媒视角切入，以龙应台的“野火现象”为例，考察台湾传媒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的发展等传媒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对文学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探究传媒生态在文学存在方式中所具有的构成性意义。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一定的社会制度对大众传播的控制，体现为一定形态的传播制度。台湾地区半个世纪以来宏观政治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政策的调整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对传媒制度与传媒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此考察从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至今台湾新闻传播制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以1987年戒严令的解除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戒严时期，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在传媒制度方面，即采取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推行“报禁”政策，约束报纸的新闻与言论自由，严格控制新闻舆论。在极权主义媒介制度下，报刊和出版受到严厉，甚至是残酷的管制。“解严”后，台湾的社会政治逐步走向了民主化和信息公开化，台湾传媒制度主要采取的是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社会价值理论以及民主参与等媒介理论。台湾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得到确认，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从现代传媒语境与文学存在方式对龙应台文学轰动效应产生的凶素进行考察，发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野火现象”，还是21世纪初的“野火再燃”，传媒在其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龙应台的“野火再燃”仍然离不开传播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媒介的推动作用，只是上一次主要是受益于威权专制时代的“报禁”，而这一次则借助于多元化时代的“众声喧哗”。由此可见，传媒因素在文学存在方式中所具有的构成性意义。在当今传媒语境中，传媒功能拥有不可忽略的“第四种权力”，媒介已然成为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
  • 摘要：一种语言的世界决定了一个人的写作.对于生活在中华地区的人们，同异族他邦之间的文化遭遇和文化认同问题未必成为一个作家全部的或重要的辩证主题，而在老移民和新移民华文作家那里则有更为现时现场的表现。文化的纠结同生存的艰难缠绕在一起。华人的历史际遇、华人的生存经验使原有的文化发生意义，也使文化得以历练，得以补充，或融合或增创。许许多多华人个体生命之颠沛之奔突之筚路蓝缕之折辱受窘，也都加入了人类的经验序列。正如一切文学史所分述的文学现象均具有相对性一样，华文文学经验即便有着脉络清晰的现代主义源流，也并非在内容和形式上一一对应于典型的现代派文学；何况世界性的现代派文学本身，甚至在现代性的文化意识上也非整齐划一。华文现代主义无疑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补充，但其中有与传统诗学对接的“现代”。在华文文学中，那些从中华文化传统出发或重认传统精神的文学描述特别能引发同宗同源的华人读者共鸣；那些吸收东西方优秀文化，领略他民族有益经验与品格的书写也越来越引起华人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华人经由19世纪至21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全面推动，社会充分完成转型，新的生活方式左右了人们的感觉神经，许多来自东洋、西洋的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一体化等价值观的误植。其实文学并非仅仅作为文化来阅读。华文文学的美学特征尚体现于作家主体形象之东西方人文品格的融汇，主体的自由放达进退俯仰，作家生活面的多样与新奇，题材之中外古今超越禁忌及对我们相对陌生化，文学原型的翻新或借镜，形式技巧的实验创造，成型内敛、典雅雍容的语言风格或将方言与外来语熔铸于现代汉语。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思维的逐渐解体,交流和对话成为主题,世界各地的文学文化交流开始启动,三大华文中心——中国内地和港台、新马等地的文学期刊也逐渐打破各自的壁垒,将视线延伸到本土以外,形成了世界性视野,华文文学(汉语文学)的世界图景也得以在各区域语境中被呈现出来.本文试图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在世界性视野中，中国内地和香港、新马等地期刊有关华文文学的传播策略与整体定位的差异及其对华文文学发展的影响。对于文学期刊而言，如何践行世界性的传播理念，既要看其传播策略又要看其传播效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华文期刊在淡化意识形态、注重区域互动、推行文学至上理念等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促成了各区域华文文学的共同发展。然而，区域语境对期刊传播效应的影响仍不可低估。中国内地文学期刊，从早期简单的地理逻辑到近来的文学性标准，以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理念提升了影响力，为各区域华文文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依然难以避免中心对边缘有意无意的挤压。如何化解这种中心逻辑，是内地华文文学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蕉风》对世界华文文坛的持续关注，显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开放视野，但在少数族裔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困境之中，它既将海外华文文学（包括中国内地文学）看成推动本土文学发展的源泉，又视为影响的焦虑，本土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张力中共存，地方性形成了对世界性的压制。《香港文学》则追求香港性和世界性之互动契合，在去中心化的策略中重组了各区域华文文学，形塑了流动随意的世界华文文学画卷，但其随意灵动的个人化运作机制，影响了其实际效果，形成了演绎世界性的现实瓶颈。当然，在总结各地文学期刊对世界性的差异表述之余，还发现必须面对的其同问题。首先，从传播媒介的角度而言，文学期刊要更好地实践世界性理念，必须面对网络时代的新考验。其次，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在世界性视野之下，“本土以外”已成为华文作家的重要生存方式，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三，对研究者而言，不但需要形成一种超越性和整合性的研究思维，而且要对所获取的文学资料进行语境性反思，以研究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的良性发展。
  • 摘要：《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以绘制文学地图并实地踏勘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文学记录的独特之路,虽然其结果仍然保持传统的纸媒外观,但思路和设想独辟蹊径,以文学现场的探寻追溯去描绘文学地貌及其"地质变迁",为读者增添了能够看到文学书房细节的眼睛和能够触摸文学现场质地的手.它不仅是一本书,也是一个生动的文学行为,或者说是在一部纸媒中注入了超越以往的多重视野.本书所谓的“文学现场踏查”，指的是以文学家个体或群体的文学生产空间及其地理位置为坐标，以处所带动时间和空间，展开作家心灵、写作状态、文学地貌变迁的寻觅之旅。本文着重论述文学现场踏查引发的文学理解与文学感动，以及踏查行为与文学记忆的关系。《踏查记》所经营的文学指南，是对文学现场的发现与再现，那些场所如同纪念碑和活动的博物馆，成为文学记忆的停泊地：“一些特别的地方或风景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们在记忆文化中实现了这种召回记忆的功能。”踏查者也是导览者，他们带领人们游走于千姿百态的文学地形和作家书房中间，人们的联想是在他们的导引下完成的。作为一种特别的叙事话语，踏查行为也开始影响人们对文学的感觉经验和想象空间，因为“物质的客观体只有通过叙述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暗示”，它们虽然也综合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论述——这一点使之与纯粹的文化消费行为区别开来，却在文学论述之外与踏查者和读者的情感和心理建立了多角度的联系。对读者而言，那原来从未到过（不在）的地方，因为踏查者的引领而身临其境（在），这就是“我在我不在的地方”之又一层要义吧。
  • 摘要：文学与舞蹈怎样实现跨媒介叙事?一种可能,是舞蹈向文学借力.另一种可能，是文学叙事吸取舞蹈叙事精髓，增加活力，赋予读者以新的想象和感知。本文将从肢体叙述与文字叙述的形式交融、文学风格与舞蹈风格的交融、书者与舞者难以言说的生命之痛这三方面入手，分析《血卡门》的文学叙事和舞蹈叙事融合的特点。在叙事形式上，黄碧云用心感悟舞蹈的姿态、节律等，活用在小说形式创新上，她寻找费兰明高舞蹈式的节拍旋律，使《血卡门》成为让文字飞扬的舞台。从外在形式而言，《血卡门》跳跃动感的叙事方式，恰似一支费兰明高舞。黄碧云的小说叙事以无法为有法，寻求表达情感内蕴的深刻性，让读者能融入小说的叙述氛围中，体会到肢体与文字叙述中饱含的张力。费兰明高舞蹈用狂放、专注、力量诠释生命，小说用暴烈、隐晦、破碎书写生命。《血卡门》书写舞蹈，感悟生命节拍旋律，倾诉难以言说的生存之痛，既展现女性舞者的情爱苦痛、身体痛楚，也再现其在迷乱与幻灭的边缘状态，寻求存在的意义，叩问生命意蕴。不管是普通舞者，还是舞后，她们都感觉生命的缺，每个身体都有血洞，找不到灵魂的安所，于是，既偶然又必然地，与费兰明高舞产生了心灵共鸣。谁都可以跳费兰明高舞，而好舞者的身体，都非常中性。在《血卡门》中，费兰明高舞，赋予遭遇生存困境女子以力量，是女性自杀者的解暑良药。满腔的热血和愤懑在舞蹈中挥洒，女性得以疗伤，独立自得。在黄碧云的书写下，费兰明高舞恰似女性宣言，开出了女性独立生存的西药制剂。
  • 摘要：台湾作家姜贵有两部同名长篇小说《白棺》,读者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台湾联亚出版社1978年的版本.实际上,该部小说是作家对自己年轻时代创作同名小说的一种怀念,内容迥然不同.初创的《白棺》于1929年完成,原稿在投寄过程中遗失,发表情况不详.近期，笔者投入较大精力查阅青岛早期的报业资料，其中涵盖文学副刊与文艺期刊，阅读王统照在青岛期间创办的《青潮》月刊，收获颇大。查阅《青潮》月刊最大的收获还是关于姜贵（王意坚）的长篇小说《白棺》第一、二章，作品刊载于《青潮》第2期第83～99页，凡6520言。根据姜贵的回忆，这是他21岁完成的第二篇小说，并由姜贵的堂叔王统照带至青岛寻找发表机会，而对于具体发表情况并不知晓。总之，姜贵对于《青潮》与《白棺》的关系，一无所知。姜贵在台湾念念不忘的、自认为被遗失的《白棺》正是这部作品，他后来在台湾，仍以《白棺》为篇名，又创作一部小说，内容上当然是大不一样，也是一段文坛佳话，“王匠伯”、“伯匠”该是姜贵早期的一个笔名。现在这部小说重现，应该是海峡两岸文学的幸事，也弥补了姜贵的遗憾。为进一步确认这部小说，王瑞华博士与姜贵家人联系，也得到证实。
  • 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家报刊园地稿源丰盛,中长篇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文学的兴起,出版界又密切关注海外创作,遂造成海外移民作家创作的高潮.新移民作家生活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使他们在观照民族历史、透视社会心理，以及运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与本土作家迥然有别。作为一个数量文章探讨了海外报刊与文化生态，扫描各类华文传媒与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承的关系，分析其如何形成新的多元文化集合。海外华人需要文学的交流平台和发表园地，同时也需要凝聚更大的力量去推动文学的发展。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系统，华文传媒聚集起一个相当有生气的作家群，或将成为文学思潮的滋生之地，形成“多元共生、互补交融”格局并向纵深拓展。对没有国内作家协会那种资源的海外创作者来说，报刊园地是任由他们耕耘的土壤，而每年举办文学评奖活动，对作家的激励与影响也极为重要。文化传媒的凝聚力使华人在异国他乡生存立足和发展的多重压力下，在远离中文核心语境的环境中，不仅没有丢失自己的精神价值、人文追求，反而找到了无限旷达自由的表述方式。应该说文学的要义在于表达本身，而这一表达自有它的特殊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才成为特殊的话语。而北美的华文文学作为海外移民文学的重镇，从留学生到多元文化的承载人，作为最具创新力的群体，与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步，同时又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亦将产生不负时代与历史的、真正的鸿篇巨制。在海内外创作与研究相互照应的格局下，杨匡汉教授特别提出要加强学理建构的四个环节：注意思维路向上的跨界、文化碰撞上的对话、治学方法上的辩证和学术推进上的创新。这些跨域互动，交流融合，无论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和发展，或对当代华文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 摘要：艾晓明认为,《我城》是香港作家西西创造出来的文本城市.西西的独特之处是追寻城市主体，倾注对生命热切的信念，加上清奇的想象力和童话写实手法，使香港的城市文本别具一格。从《我城》到《飞毡》既是香港的写实，更是表达了西西的城市理想。和前人的批判视角不同，西西笔下的城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希望和乌托邦色彩，特别是通过轻逸的书写方式、城市空间感的架构和百科全书式的展现，建立起独具魅力的城市文本书写。
  • 摘要：相当多的海外华文女作家从各种河流中汲取灵感与动力,从容地徜徉于东西两岸,在其文本中,河流意象不仅是原乡的标记,也是异乡的对应,奔腾不息的河水伴随着她们在路上追寻漂泊的身影,人与河纠结互动双向阐释,执着地进行跨域书写,绘制出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海外华文女作家为何如此钟情于河,其经典文本为何总是与涓涓流淌的河水做伴?本文试图以河流意象为入口,走进她们精心构建的贯穿中西的文化水域.海外华文女作家以河流——大自然的符码作为文化想象之源，在其小说创作中精心描绘了长江、黄河、嘉陵江、瓯江、鱼溪、塞纳河、恒河、娥普西河等各种各样的河流，引领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时而顺流而下，时而溯流而上，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悲欢离合几乎都随着河水蜿蜒流淌，这些河流不仅是川流不息的自然之河，也是倾注了丰富的女性精神、人生感悟，承载着多重寓意的心灵之河、生命之河与文化之河。观其水势各有千秋，或舒缓，或滞重，或神奇，或平和，河流与人生形成紧密的内在链接，并将河水不断流动、奔涌向前不回头的精神，与女性历经坎坷、不屈不挠、奋进追求的人生境界相对应。乍看波澜不惊，实则意蕴饱满，充溢着水的灵气和神韵，正在汇入浩瀚的世界文学之海。江河的流变性，百川归海的气魄，与海外女性写作的多元化拓展和文化构想相对契合。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不同的河流催生的文化如何对话、交融，如何穿越“河流”奔赴诗意栖居的彼岸，将是亟待写作者、读者以及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
  • 摘要：新移民华文婚恋小说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即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使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新移民婚恋小说中作家性别意识、历史意识和叙事策略三个方面进行粗浅的分析和认识.新移民作者创作的多元文化的社会语境，决定了他们边缘身份定位的书写姿态和双重意识、双重人格的书写风格。这一书写姿态和风格，具体表现在“跨界”的书写策略上。而“跨界”这一策略又是由三个方面的言说体现出来。第一是在平等的主体意识的驱动力作用下，新移民作者通过史诗和史传两种历史化叙事策略，分别对族裔的历史形象和历史地位进行了重塑，从而矫正甚至颠覆了西方历史中对华裔移民的刻板认识。第二个言说策略是性别意识的凸显，这种凸显尤其表现在新移民女性作家的文本之中，体现在她们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主体意识表达上，从而塑造出了丰富的、具有新意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特有的女性形象。第三个言说策略是多元跨界的婚恋书写，主要表现在婚恋的表现形式的非常态性、多元文化语境下种族政治作用下性别权力的置换，以及两性关系中性别价值在西方婚恋市场上的重新排序所造成的移民男性和女性的价值倒挂这几个方面。
  • 摘要：从国内开始小说创作的严歌苓,移居美国以后,系统地学习了英语与西方文学,受到西方文化的润染.加之作家生活阅历、视野的扩大,艺术功力之成熟,创作经验之丰富,她的积淀与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她的小说从广阔的时空,通过精心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及其之间的情感与伦理关系,表现人的灵魂,彰显人伦美德,"把现实的各种道德现象转化为艺术中各种道德与矛盾冲突."表达自己所希冀、追求的伦理观.她尤擅长在复杂纠结的情感伦理关系中挖掘深刻的人性,表现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对人伦温情的渴求以及在中西伦理冲突中对人类伦理秩序重建的思考.
  • 摘要：张翎是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界的一位实力派作家,至今已出版《望月》(又名《上海小姐》,1998)、《交错的彼岸》(2001)、《邮购新娘》(2004)、《金山》(2009)等多部长篇小说和《空巢》、《雁过藻溪》、《余震》等中短篇小说.张翎的小说大多以女性视角来观察摹写社会人生,对于认识评价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处境,反思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张翎的小说客观地展现出当代知识女性身上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在两性关系上，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集于一身。张翎小说艺术技巧上的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对女性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洞若观火，而且展示得细腻真切纤毫毕现。这大概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作家的特有优势，她们对女性心理无比熟稔感同身受；其次得益于女性作家自身情感的细腻丰富和细致入微。
  • 摘要：琉球汉诗自清代顺治年间开始风行200年，直到19世纪后期日本再次入寇，灭其国，“废琉置县”。琉球汉诗大致有两大主题，一为有国之乐，二为亡国之痛。琉球汉诗的黄金时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一时诗人辈出，涌现诸多风雅醇正的诗篇。可惜国祚不永，好景不长。至19世纪下半叶，清朝同治年间，琉球汉诗繁盛依旧，却已是夕阳无限好、无奈近黄昏了。蔡大鼎（1823～？）字汝霖，系闽籍36姓移民后裔，为晚期琉球汉诗的代表人物。其早岁诗作收入《刻漏楼集》，后几度来华，其居留福州得诗辑为《闽山游草》、《续闽山游草》，进贡入京之行得诗辑为《北燕游草》，至其晚年晋京请愿期间所作诗文结集为《北上杂记》于1884年刊行，已是琉球亡国的第5个年头了。
  • 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马华诗坛发生了新的转向,这与马来西亚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细细观察，可以发现虽然马华当代诗歌创作日趋繁荣，并形成多元化格局，但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事实上，诗歌日趋沉沦与边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发达，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至上必然导致诗歌边缘化或沦为消费产品。应该说，个人化写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马华当代诗歌出现个人化写作现象无疑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元综合、交集作用的产物与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给马华当代诗歌带来了转机和新的可能性。正如张光达所说：“后现代主义对于新生代诗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无论是诗的表现形式、诗（思）想、技巧手法、语言结（解）构各方面都是他们热衷探讨反思的书写场域，无形中也重写了马华现代诗的审美技术化操作法则。”马华当代诗人脱离西方文本与语境而引进后现代主义话语，在语言、叙事结构以及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语言错位、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后设消解等个人化写作倾向，确实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现代写作方式又让诗歌走入日常化、庸俗化、平面化，甚至形式至上主义，又把诗歌导入灾难性绝境，更加远离读者大众，本来已经边缘化的马华诗歌如今更加边缘化，陷入了多重困境当中。
  • 摘要：《行星的自白》(2011)就是集中了王性初先生去国离乡前后的诗歌精粹。尽管诗集《行星的自白》中有一些吟诵爱情、关注现实的诗，但引起笔者强烈共鸣的却是“怀乡诗”。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乡”并不单纯指王性初的“故乡”榕城，还包括与异域美国相对的整个中国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积淀，甚至可以扩大到生命存在的精神家园。读王性初的诗作，人们可以跟作者一起进行怀乡之旅，怀故国家园的“地理”之乡，怀民族心理积淀的“文化”之乡，甚至怀生命存在的“精神”家园。三个层面的“怀乡”内涵有所不同，但又相互交叉递进，共同构成王性初怀乡诗歌母题的三重奏。
  • 摘要：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仅由表面看去,或仅从社会学层面而言,确实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为自由自在而无所拘束、多元共生的阶段.怎么写都可以,什么都拿来写成诗,其普及程度和活跃程度及其出产量,都可谓盛况空前.实际上，这十年的诗歌内在生态并不容乐观，在诗歌外部生态获得空前多元、空前自由、空前活跃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诗歌写作同质化、游戏化、时尚化的现象，无数的诗人在写着几乎一样的诗，大家都在“势”的层面争先恐后（“形势逼人”、“顺势而为”、“时势造英雄”等等），而少有潜沉于“道”的层面以求静水流深。新世纪十年的当代汉语诗歌，在艺术方式、美学取向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主要呈现“口语”、“叙事”、“散文化”、“跨文体”、“大众化”、“日常写作”等特点。当前诗歌创作，其主要问题，概括而言：一是缺乏理想情怀；二是缺乏文化内涵；三是缺乏历史视野；四是缺乏诗体意识。以上四点中，诗体意识的缺乏，最为关键。追索此中根源，关键是当代诗人过于信任和一味依赖现代汉语，拿来就用，从语感到内容指向，皆只活在当下，局限于所谓“时代精神”和“时代语境”中。由此可以说，当代汉语诗歌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还能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把新诗“移洋开新”的写作机制，与话语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源头活水之中，并予以有机的融会与再造。
  • 摘要：何谓诗的君臣佐使?锡铭认为:诗之意境为君,精神为臣,格律为佐,才情为使.诗词的君臣佐使是按意境、精神、格律、才情，在灵感的捕捉、诗体的确定到最后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完整地体现出来的过程中，根据它们所处的位置及重要性来区分的。在现实中习写诗词时，首先得有“诗才”这个基础，情这个药引子，诗潮澎湃时，弄明白要抒什么情、言什么志，至于考虑怎样写，用了什么形式、手法来让情景交融，这些都会水到渠成。格律、修辞这些辅助工具，能让诗词的表现完美一点、语义生动一点，那就毫不客气拿来用上，如果7个字以后5个字很合适，那就没必要凑够7个字以符合所谓的格律来浪费表情。诗人品德、修养等精神方面，是长期生活过程中积累、随时要注意的，积极的思想、精神的追求，会让诗人有宽阔的胸怀，对诗词意境的拓展，非常重要。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同一首诗的意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总之，君——诗的意境，是诗词的灵魂；臣——诗的精神，是诗的支柱；佐——诗的格律，辅助、修饰的作用；使——诗人的才情，是诗的基础，是诗的“药引子”。
  • 摘要：花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于疆的《苏北利亚》，是属于纪实性的散文作品，与虚构性小说的真实不同，它完完全全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现在，写这种苦难生活历史的作品已不算少了，也真的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同情、激愤和反思。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的境界更高远，视野更开阔，他己跳出了当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窠臼，从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老人的视角，用一种清醒、机智、冷峻、不无黑色幽默的笔调，以一腔坦荡、宽容、豁达的胸怀，对这漫长的非人的炼狱生活，进行了精细的人性剖析和理性的人文思考。这里没有眼泪，却感人肺腑；这里泯灭了仇恨，却传扬了爱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那恶劣的环境下，尤其是劳改场所，藏污纳垢，自不必说，人性弱点，暴露无遗。暴吏酷刑者有之，贪生怕死者有之，小偷小摸者有之，打小报告者有之。但他都能理解，都能谅解，他流露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无比宽宏大量的情怀，包容、宽恕了这一切。
  • 摘要：今天,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名叫吴玲瑶的华裔女作家,专门从事华文创作,写出众多优秀的幽默散文。到目前为止她已陆续出版了《婚前婚后》、《女人难为》、《妈咪爱说笑》、《女人的幽默》、《做个快乐的女人》、《化外集》、《做个幽默的女人》等48部描绘人生百态、蕴含生活哲理、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的作品，由此造就了吴玲瑶在美国华文文学界的重要影响。从她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吴玲瑶的某些性格——乐观直率，侃侃而谈，极能自嘲。自嘲作为幽默的一种，在吴玲瑶的生活中很好地发酵形成，它不断给她幽默的素材与幽默的灵感。同时，开放多元的西方文化对吴玲瑶的幽默风格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人看吴玲瑶的作品，能很自然地看到吴玲瑶的作品展示了丰富温厚的儒家幽默。吴玲瑶作品的幽默处处妙语连珠，字字能见欢笑，家庭琐事、育儿细事、生活小事，不管什么，只要经过她的文字加工，便是饥渴时的一杯清茶，甘甜可口。她的幽默浑然天成，油然而生发自肺腑，却又是自然流露。她的幽默从生活中来又回归到生活中去，理性、诙谐、风趣与感性、抒情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幽默风格，这也正是她汲取中西文化中幽默精品，融合加工赋以独一无二的吴氏经历而成的，读者岂有不喜欢之理。
  • 摘要：出生于1951年的旅美女作家吴玲瑶是金门人,高雄师范学院英语系学士,文化大学西洋文学研究所硕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语言硕士.长期以来,她一直致力于幽默散文的写作,先后著有《美国孩子中国娘》、《幽默酷小子》、《女人的幽默》等50余部幽默散文作品,被誉为海外最受欢迎的畅销女作家.吴玲瑶的散文取材广泛,内容驳杂,文章都取材于自己身边小事,所关涉的也都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大众话题:饮食男女、社会问题、家庭琐事、人生感喟.她惯于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处发现人生的快乐和智慧,在轻松幽默的笔墨中引领读者感受到她的真情流露和她对生活的热爱,最终读者在她平易轻松的引领下于粲然一笑中获得心灵的启悟.这当然会与吴玲瑶优越的生活、幸福的家庭以及与生俱有的开朗乐观性格有关，但也一定会有这样的因素，即吴玲瑶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这个文化环境对她幽默观念的养成和强化。而且，吴玲瑶还特意钻研过西方的幽默理论书籍，选修过专门研究犹太幽默的课程，对犹太幽默的特性深有体会。吴玲瑶所受到的来自东方文化尤其是闽南文化的影响一定是至为深远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直接左右着她的幽默个性和幽默写作。吴玲瑶平和的创作心态、旷达的处世哲学和自我嘲笑的雅量，以及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奋进以及相伴左右的悠游自得、随遇而安和淡泊自守，令我们不能不想到闽南人性情中进退自如的特有素质。同时，吴玲瑶从小生活的环境是较为自由和较少压抑的，这对于她幽默的养成功不可没。在自我期待和自我勉励的同时，她也有着对东西方文化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因此每每在谈生活论性情的文字中有这事实上又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闽南文化中“和合思想”在吴玲瑶心灵深处的投影。
  •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两国间的戏剧交流也在中断了将近30年后,得以重新接续.在此期间,曹禺早期的剧作《北京人》、《日出》和《家》也在美国陆续演出.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曹禺等人在美国的戏剧活动在移居海外的华人学者的眼里,呈现出一种驳杂、异样的风貌.他们对于这个中美戏剧交流的重要事件的评价(或叙述),无疑是一个丰赡、有趣的文化文本,其中暗隐着海外华人再现离散者思索母文化的某种模式.本文旨在探讨海外华人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在“曹禺特辑”里面的4篇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对于《北京人》／“北京人”／曹禺的“重读”行为，其实是作者试图进入“时空隧道”、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记忆的一种努力。在作为镜子的“北京人”所折射的重影叠像中，显现的是身处“家国以外”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焦虑。他们无一例外地通过“北京人”这样一个理想的镜像，趋向一种铭刻着共同归属的集体／个人记忆，参与了对于“‘北京人’在美国”的叙事，进而借以构述自我身份的认同。
  • 摘要：严歌苓是当代知名华人作家,同时也是好莱坞专业编剧.从20岁发表处女作起,她先后创作了《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有着对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阐释,或有着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悲悯关怀,或有着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深刻的批判意识,其文学价值在学界已有共识.然而,本文关注的则是严歌苓作品在文学产业中的产业开发与商业意义.严歌苓的许多作品自从介绍到中国，便迅速进入视听开发领域，成为影视开发的宠儿。从大背景来看，文学产业的繁荣及严歌苓作品影视开发的成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就目标受众而言，当代文学产业所面对的目标受众主要是经济无忧之后渴求精神满足、愉悦的群体，即中高阶层。在文学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严歌苓作品产业链的形成，不仅对其他华文作家，也对整个文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深刻的启示。首先，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是最具前景的产业之一。其次，华文文学只有进入文学产业，通过产业手段进行开发，才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再次，文学产品的价值重在产品附加值。最后，文学产业未来的发展急需文学产品的经营管理人才。
  • 摘要：娴熟地掌握了各色西方理论，文本分析细致入微、新见迭出，显然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特色与优势，然而对于其批评对象——中国的历史与文本而言，却由于文化语境的隔膜、文学经验的匮乏，以及有意无意的政治偏执，在不少研究中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昧于史实和过度阐释的倾向。本文想以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为例加以具体说明。该书由四个章节组成，“依循四种批判路径”，“即依照视觉影像、文学历史、叙事结构以及情感接受，这些途径回过头来展现出四种相互蕴含的‘中国’现代性面向——意即族裔观者、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透过叙事来建造出崭新‘内在’现实的问题，以及性、感伤主义与阅读三者间的关系”，显然，这显示了作者学术气魄的四种似中国’现代性”面向都是涵盖深广的文学史命题，有的还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而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作为本书题目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这些更“宏大”语词及其所包含宏大学术追求的立论基础。作者也是采取“大题小做”的做法，将之落实到不流于表面的深度个案剖析中去。应该说，这种做法对于匡正国内某些大而无当文章的空泛之弊是十分有益的。该书与大部分海外汉学著述类似，偏好颠倒既成的经典排序、解构传统的文学成规。然而过于急切的“创新”企图（不排除身在海外的意识形态诉求）、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是大陆）中所谓“根深蒂固的诠释方法”的“故意的‘逆反”’倾向，有时也会造成阐释的“过剩”——对其所欲张扬文本的过度诠释。
  • 摘要：受“五四”的影响，凌叔华主要关注妇女解放和高宅深闺中的男女平权，关注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话语权的失落。但她的小说平和冲淡，优雅秀逸，“落笔谨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非摇旗呐喊式的，对女性弱点的披露透着怜悯；在文艺观上，与同为京派的沈从文一样，“无意使小说成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武器，用以进行的是文化批判、道德批判”，始终保持女性书写的审美情怀——凌氏绝不是一个热衷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充其量仅是一个文化女性主义者。她的身世学养经历和生活圈子，她的文集《古韵》、《爱山庐梦影》和山水画所散发出的幽兰气息，都很难让人把她和张牙舞爪、呼号堕胎或反对堕胎的女权主义者牵扯到一块。因此，本文将把探究的目光聚焦在凌氏的女性主义尴尬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群里，凌叔华不像冰心流连于女性传统文化的人格美，不像冯沅君狂热讴歌新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也不像丁玲大胆抒写新女性的个性主义，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款款绣出新旧女性尴尬的心理淤青，使女性文学由外在的觉醒空洞的解放深入到女性自身历史文化品性的审视，尤其是她殷勤探看了男权本位、物化等观念对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整合建构，探讨了初获解放女性的尴尬地位和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女性文学的文化品位。凌叔华的女性主义尴尬是个人阅历学养心智的微妙写照，是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尚未建构自我文化价值系统所致的漂浮，也是中国社会程序更新的必然，它折射出五四时期社会转型阶段知识女性心态的真实，斜照出古老华夏民族迈向现代化时摇曳的侧影，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磨合的艰辛。
  • 摘要：源于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操，华人作家们在进行作品创作时不免表现出因理学熏染而留下的痕迹。无论是台湾作家的大陆家园情结，还是香港作家们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挥洒，又或者海外的华人作家，他们在进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体例创作时都或多或少给予小说人物以活的灵魂，同时又囿于理学的范畴，并非作家本身不能去超越文体所带来的局限空间，而是某种程度上对理学影响的认同。细观之有如下几点：天理之下“大爱”的征服力，女性情爱悲剧的伤痕叙述，用生命的凋零来展示生存的尊严。而尊重人欲之必需，追求人性之真情，是海外华文小说作家创作出发点之一。无论是金庸的架构历史展现为国为民之大侠，古龙的架空历史重铸江湖的侠骨柔肠，还是白先勇浓重的家园情节，抑或李碧华鬼神人的别样冷暖世界，都无法脱离人的本性去表达自我之真情实感。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或许没有意识到感情诉诸笔端的思想激流有理学的内涵在流动，但是人物命运在时代环境中便呈现出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迎着社会大潮呐喊也难免有过彷徨。于是，小说中人物命运在不知不觉中已置于理学的思想范畴。诚然，“存天理、去人欲”也难免受到人物激进之冲击，但是通常却回到伦理精神的桎梏之中。
  • 摘要：第17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主题是“学术史视野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研讨会体现了两个“突出”：一是突出了学术史的考量。二是突出了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笔者认为，集30年的学术经历、体验与验证，可以认知：中华文学版图得以调整，文学整体格局得以改变；“经验的旅行”的命名；从“前学科”到“学科建设”。虽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笔者提出进一步确立“华文文学共同体”的信念，进一步坚守文学精神，进一步拓展新的空间，共同开拓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天地、新境界。
  • 摘要：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承办,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10周年、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3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17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华文作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以“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为主题，分台湾文学论坛、女性华文文学论坛、青年学者论坛等3场大会学术交流和5场分会场研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的源流与诗学研究；台湾文学的历史经验与前沿问题；区域华文文学比较研究；百年华文文学的经典化与传播问题；华文全球化写作。
  • 摘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围绕着国共两党的斗争与分裂,在文学上,共产党这边出现了红色文学的潮流,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国民党那边,则有着白色"反共文学"潮流.之后,随着海峡两岸对峙的形成,这两股文学潮流几乎同时在自己的营垒得到重视与加强,几乎成为50年代双方的文学主潮.这几乎同时涌现的、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文学潮流,在后来的文学评论家或读者眼里,只当它们是完全对立的政治文学产物,却从未深究或注意到对立的背后,它们之间其实还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就作家而言，领军两岸“红”、“白”文学的几员主将竟是出自同一家族、从小接受同一所小学教育的堂兄弟。诸城相州王氏兄弟4人出自同样的家族与文化土壤，又受同一个父辈的影响与教育，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体现在文学上，在他们的作品中，《旋风》、《地覆天翻记》、《晴天》、《党费》等，就是形成了那个年代政治色彩鲜明的“红”、“白”叙事。尽管政治色彩鲜明，但内在依然有许多共同的文学传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不管是有意无意，知识分子的政治幼稚是这些作品都叙写到的问题；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与社会的腐朽堕落是双方文学都正视并重点叙写的社会现实内容；叙事手法的相近与相似；语言风格上都是诸城一带的方言、俗语，不同之处是姜贵加了不少上海的“吴”方言，而王力、王希坚的更多的是农民的方言、土语。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分是表面的，是暂时的，合则是永久的，而且是更根本的。这在海峡两岸的王氏兄弟文学中再次得到了体现。
  • 摘要："新诗"是"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区,其中大陆和台湾是最重要的地区.尽管这种体裁保证了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各个地区的人都是用现代汉语写诗,但是各地诗人的生态差异造成了文体差异.对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新诗文体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既要重视“平行与交错”，更要重视“多元与契合”，梳理出四地新诗文体60年来的流变形态，探讨出各种诗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揭示出新诗在不同地域及不同时期的生态和功能，透过文体生态呈现政治生态和文化境遇。文体研究中的重点是诗体研究，两岸四地新诗文体的比较研究需要重视以下四点：一、充分利用诗歌学、心理学、政治学、音韵学、美术学、美学、文体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视诗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二、重视四地诗体的历史研究，还要考察它们的诗体资源——外国诗体、中国古代汉诗诗体、民间诗歌诗体和20世纪上半叶新诗诗体。三、重视各地诗体的创作实践的统计学研究。四、重视诗体的生态研究。需要思辨法、体悟法、归纳法、经验总结法等传统方法，更需要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如用社会学的田园调查法，采访重要诗人、理论家、重要诗刊的编者和重要诗歌流派的领袖，用经济学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两岸四地的现代格律诗、小诗、散文诗、新诗的“固定行数”的具体数据。只有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全面研究与重点研究、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历史考察与比铰分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诗潮研究与文本细读结合，才能完成以新诗诗体学为主要内容的新诗文体学研究。
  • 摘要：大陆与台湾的新诗同源,由于政治原因、地域差异和长时间缺少沟通,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诗歌创作态度与审美倾向皆有所不同.80年代以后,随着政策逐步放开,地区间文化交流增多,两岸诗歌都有了新的气象,但在诗歌经典的取向上仍有较大差异.本文将以大陆与台湾各具代表性的新诗选本为研究对象,对比不同时期两岸新诗名作的特色,探讨如何确立新诗准经典,整合出供诗歌史家与读者参考的新诗经典.笔者认为，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仅与选择者有关，与教育有关，更与时间有关。因此，称得上“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具备三大条件：为大多数专家认可，在大众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艺术开创性和思想深度对前代有所超越；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在一定长的时间内传播。现代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活方式和接受信息的渠道都有所改变，现代新诗经典的产生至少有三个主要渠道：文化传媒（诗歌评奖和诗歌朗诵会，网络传播，电台、电视台的诗歌讲座等活动）；文学史；诗歌选本。前一种是在大众传媒中产生，后两种是通过学术传播。而好诗不是安慰读者的诗，不是表达一己悲欢的诗，经典诗更不这样，它必须是诗人站在时代窗口前，真实展露自我内心和高超诗艺，有力度有深度的诗。
  •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少数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是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原运"展开的一环.本文将分别讨论少数民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非少数民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并分析本土文学史论对少数民族问题及相关文学创作的诠释,将其与彼时兴起的多元文化表述与本土化论述策略转型的背景结合起来加以辨析.从相关论述来看，尽管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看似经历了从疏离、对抗、互动到融合的转换过程，但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反省未见得推进到适当的方向和更深的层面，少数民族作为“被绑架的主体”的基本性格并没有根本改变。多元文化的提出既有全球语境下理论旅行的因素，又有为适应此一时期台湾政治生态转型的政治考虑。文化多元论的陷阱在于它极易成为一种方便的收编“杂音”的工具。在主流强势的国族论述中，多元文化主义的作用是将其他异于主流之文化收集起来放入国族橱窗中加以展示，“这种展示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后殖民视野里的殖民主义丰年祭”。在看似开放包容的多元论述视野下，有相当强烈的国族建构欲求，看似拥抱纷繁当下，反而冻结了探询纷繁的历史现象与脉络的空间。
  • 摘要：近20年来，香港文学的本土性焦虑在各个文类间（也包括文学批评）同步呈现，浓烈而突出，学者与作者们一起徘徊于“城市空间和历史记忆”中，用文体的交响乐奏出了对“我城”的“回望”和“忧郁”。其中，一批带着香港“文化属民”烙印、以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将理论积淀与“我城”书写相交织、且以个人行脚重探香港历史时空的散文，显得尤为特殊，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成为进入和解读其他三种文类作品的一把密匙。由于写作者身份的特点，这些文字甚至并不适合代用虚构文体的“城市想象”理论去解读，而以文学空间或“城市空间“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加以观照的话，却可能别有收获：当城市空间与历史记忆的经纬经由数代香港文入学者的同时描画和观照，一些与个人记忆相关的片断有可能被书写成集体记忆；当行走、漫步香港城市空间、地理景观之时，代际有别的小思也斯董启章们，其回忆、观察、思考和书写方式各自迥异，却属意于绘制“我城”、“浮城”的历史文化的立体“明信片”；当学者借由后殖民理论或后现代理论自我分析与解剖时，作为形式的散文有了更具弹性的解读空间。
  • 摘要：香港闽籍作家中，有许多诗歌追求者，他们是南来诗群中很有实力的一群。闽籍作家的诗作中虽然各有审美特点，但都有共同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主导着作家的审美活动，影响着诗歌的创作过程，决定着诗歌的品质。审美心理可以分为感觉式审美、情感式审美、想象式审美和领悟式审美的心理。前三种审美心理，在诸多闽籍作家的诗作中都可以感受到：后一种审美心理——领悟式审美心理，只在部分作家的作品中可以领略到。在阐述作品的审美心理分类时，很难把四者清晰地切分。作为属性研究，只能把某种审美最突出的诗歌归入该种审美类型。审美心理是作品的灵魂，是创作的内质结构，能够调动作家的艺术功能和精神力量，导引着创作过程。在审美心理中，感知是审美的出发点，情感是它的动力，想象为它添加了翅膀，领悟为它洗净了眼睛，而艺术建构使它达到了审美心理的追求目标。当内质结构与艺术建构契合时，就会在作品中酿造出心灵美的醇酒，谱写出内涵与形式和谐的节奏，最终完成愉快的创作，使作品散发出美好的社会人格。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内地、香港、台湾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原本同文同种的两岸三地之间在文化上也拥有了更多的交流平台与空间.就文学如何介入公共空间的价值生产而言,香港沙田学者散文提供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言说姿态.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写作母题表现出的批判倾向，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精神状况的总体批判、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反思和对具体文化事件的分析批判上，而这批判精神本身正是学者散文写作区别于其他群类写作的重要特征。相比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写作浓重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危机感，身处异质文化语境中的香港沙田学者散文远没有那样沉重的精神气质。香港沙田学者散文中的文化批评涉及社会文化空间各个角落：庸俗化的香港大众流行文化、精英文化的滑坡、填鸭式的教育、丢弃道德约束的文人行径等等。在文化批判之外，将知识性内容与文化消费性需求相结合，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传播的书写方式，如董桥的散文就是典型。香港沙田学者散文十分重视行文的趣味性，从而增强了其在公共文化空间内传播的接受可能。
  • 摘要：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体样式大多短小、精悍,被称为"轻骑型"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时代气息都很浓厚、生动、鲜活,语言清新明快,阅读快捷省时,审美感知方式的干练与精辟,很具有现代生活质感,深受读者们的青睐.而美华文学大多追求厚重,鸿篇巨制,和大陆的文学量化目标等量齐观,容易进入权威奖项的视野.如果只从这些形式体裁上观察区域创作特征的区别,多少有些肤浅,不仅看不到作家的作用,也无法从创作规则中梳理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及产生条件.本文就东南亚华文文学和美华文学不同的创作艺术特征进行探讨.首先，擅长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进行文学思考，是世界华文创作的共性特征，但东南亚华文创作注重持守，美华文学却注重反思。其次，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文言志，以批判为己任，特别重视传统道德建设。认同儒家传统的“政教合一”的人生关怀方式，希望多角度表达对华文生命的深度焦虑。而美华文学没有华文生命焦虑，认同“政教分途”思想，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和市场化。另外，东南亚华文作品大多宗教情怀较深，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信仰，不易认同世俗价值。而美华作品不受政治与宗教力量的束缚，追求创作自由，但容易在世俗中徘徊。文学是永远不会偏离作家以及作家所反映的多元社会生活及居住国民族文化精神建设这条主线的。因此，文学文本中呈现出世界永恒的、普遍的人类关怀精神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文化价值属性，要比纯粹的文学的艺术属性更为耐读，这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最有价值的人文内涵。
  • 摘要：由于历史、地缘、语言、文化和身份关切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马华文学研究在地域上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区间,分别由马来西亚本土研究队伍、台湾(少数香港)学者、中国内地的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群体承担,不过在共时性维度上存在前期展开的差异.马华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与马华文学自身的立体展开一样,是一副区隔鲜明、众声喧哗的学术图景.从具体存在形式来看，马华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无疑是一个包括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等在内组建的综合系统。对比马来西亚、台湾、中国大陆三个地理文化区间的马华文学研究，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清晰的印象：马来西亚本土学者关注的重心不在于文学的内部，即所谓的文学性问题，他们更加注重马华文学文化属性的外部研究；台湾（包括马华旅台）学者善于借用西方理论框架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探讨，这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研究的学院化转型意义深远；大陆学者主要从作家作品入手，作品分析、解读的特征相对比较明显，部分学术视野较为宽阔的学者则参照部分西方理论或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台湾思路，不过还是很少看到真正富于理论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三种不同研究立场，呈现了文化、文学的跨界图景，由于其着眼点差异，所表达的学术诉求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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