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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1-06-24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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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众多北美学者从事上海史研究,上海史众多方面被北美学者研究,上海史研究热在北美持续不衰,这在北美学者的中国学研究中,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他们有时开会,要特别标示,讨论上海以外的地方,beyond Shanghai,不讨论上海,因为一讨论上海,人们就会将目光聚焦到上海而冷落其他城市.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会从事上海史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上海有意义,有趣味,有特质,有资料。在研究上海史的北美学者中,魏斐德是影响巨大的一位。而他的上海三部曲,起于1927年,迄于1954年。按中国大陆通行的历史分期,三书研究的历史时段,涵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将他的著作重读一遍,思考他的治史方法与理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法之法,乃为上法。他研究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历史,但是,他没有继承中国史书“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而是采取开放的、多视角的态度,不将治史者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这恰恰是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斐德是涵化了中西优秀史学传统的、有着当代开放精神的杰出史学家。
  • 摘要: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200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书名为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①. 2009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②此书自英文版问世以后,就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中文版又在中文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尽管中文版的书名是“帝国的话语政治”,但是英文版的书名则是“帝国的碰撞”,而中英文版的《导言》,皆是讨论“帝国碰撞”的问题,因而,本书首要论题是讨论中西冲突的性质,到底是“帝国的碰撞”,还是“文明的冲突”?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历史研究,转向符号学的研究,这对于传统的历史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研究冲动,也是因为现实的某种关照。正如前面提到过,作者改变以往的研究论题,而转向“帝国碰撞”这样有关“主权”的论题,乃是受到了香港回归的刺激。在作者看来,法律关系、主权意识、外交关系、帝国情境,莫不是符号的一种象征,一种表述形式,最后归结到中英的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交谈判,也只是一种符号事件。帝国之间的交流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帝国的碰撞,这种碰撞,归结为符号的转译与曲解,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外交谈判和纠纷,而这种谈判,也只不过是“符号事件”。而这一“符号事件”,“真正折射的是国际关系在19世纪当中的大转变,以及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转折。”而“符号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涉及主权想象。事实上,主权想象与符号事件一样,是贯穿全书的中心论题,或者说二者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首先,国际符号的标准化、统一化,就因为它事涉主权平等问题。
  • 摘要:本文抽样分析了夏志清、耿德华、李欧梵、王德威、安敏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考察了他们不同的学术背景、理论立场所形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如何直接影响与决定了其文学史建构。这些认知与建构给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修正,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新视景。
  • 摘要:夏含夷教授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商、周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重镇,并介绍了夏含夷教授及其商周金文的研究论文。夏含夷教授曾经认为,铜器铭文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他认为的第一手资料在朝廷的文件档案里,而第二手资料则是受命者受到得命册,铜器铭文则是第三手资料。他在《西周王朝的绝对年代》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操作方法,即:第一,具有完整历日的铜器断代的相对性优先于其他绝对性。第二,为尽量避免铭文历日分析中出现多种可能性,主张以这些历日资料重构的年表应该得到其他形式历史资料的佐证。接着他在《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平等价值说,夏氏观点的混乱乃是由于他恋恋不舍的、由他的导师创建的所谓西周王朝推行的“双元历”说,这是他的第四个操作方法。最后,他在《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五个操作方法。即:“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主要利用天干庙号来称呼祖考,西周中期谥法的称号才开始利用”。在上述基础上,夏含夷把上述五个断代标准和操作方法应用到厉王在位时间的断代研究中,正式提出了他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尽管夏含夷教授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有诸多证据支持,但是依然还有不少反例证据他根本无法回避和难以解释,因此也就暗示着他的此说尚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在此,提出传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的质疑,诸侯国年代记载的相互印证性的质疑,以及铜器断代的可靠性的质疑,基于以上诸多质疑理由,主张:夏含夷教授的西周王朝时期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不能成立。
  • 摘要:本目录"初编"和"续编"分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和《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版).
  • 摘要:20世纪40至60年代(以下简称"这一时期")留学美国的美籍华人史学家主要有:杨联陞(1914-1990)、何炳棣(1917-)、黄仁宇(1918-2000)、吴天威(1918-2005)、刘子健(1919-2003)、唐德刚(1920-2009)、徐中约(1923-2005)、刘广京(1921-2006)、沈已尧(1926-)、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林毓生(1934-)、张灏(1937-)、汪荣祖(1940-)、黄宗智(1940-)、杜维明(1940-)等.他们大都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因为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起门来热衷于搞政治运动,使得这些海外华人史学家无法回到大陆施展身手,在特殊时期,他们还要担心在大陆的亲眷会因为自己身处海外而受到牵连。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他们才得以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但比较正常的、频繁的来往则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在1979年1月中美建交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著作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对中国大陆史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往往成为“不在场的主角”,其中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影响最大。
  • 摘要:美国汉学界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对《诗经》“兴”的研究阐释各有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切入研究的角度也主要有:诗歌文艺学角度,作品类比分析的角度,古文字探源的角度,运用西方理论考察以及阐释学的视角。具体而言,宇文所安解释“兴”为带有情感性的形象(affective image ),其主要功能不是指意,而是某种情感或者情绪的发动:“兴”不是“指”那种情绪,而是发动它。夏含夷立足于《诗》之“兴”与《易》之“象”之间深刻的潜在关系,认为《周易》的占卜取象思维与《诗经》比兴创作思维在实质本源上是同一原理的,“象”与事物的联系是诗歌中“兴”的出现的先声。华裔学者陈世壤以初民“上举欢舞”时“兴”的呼声来研究《诗经》,认为“兴”的文化发生与原始兴祭密切相关,在早期歌、诗、舞、乐四位一体的原始兴祭中,实际上早已潜在包含了兴与歌、诗、舞、乐等样式的特定关系。“兴”在《诗经》里表现的特殊功能,正是在于其熔韵律、意义和意象于一炉的强力;《诗经》里复沓、叠覆和反复回增等句法的现象,也正是脱胎于“兴”的诗法。王靖献则运用了帕利一劳德套语理论研究《诗经》,“现成思路”(套式)—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所谓“套式”这种传统创作方式,与中国抒情艺术中的“兴”有着极大的相似相通性。佐伊伦则主要探讨《诗经》阐释学历史与孔子的诗教思想的关系,通过对《论语》的详尽分析,将中国文学阐释历史分为以乐论诗的早期阶段,前文本过渡阶段和文本形式凸现阶段三个阶段,认为《诗》之兴在于:外交朝聘会盟上的“兴起”应对与领悟“兴会”;复兴礼乐,倡导诗教,兴起人格完善的道德意义。借用萧华荣《诗“兴”论》中篇《兴与文学过程》的相关内容:“兴”贯穿与文学过程的始终。从作者对现实的诗意感发,到诗情的表达到文本即作品内蕴的形成,再到读者的欣赏、接受、运用、解释、批评,皆有‘兴’活跃期间。”①对美国汉学界有关“兴”的阐释进行大致的逻辑梳理。可以说,宇文所安、夏含夷及陈世骤(关于兴”的文化发生与原始兴祭密切相关),他们对“兴”的理解阐发,主要是从诗的发生层面来论述的;陈世壤和夏含夷更倾向于本原式的探究,诗歌发生的最原初的文化形态和原始思维方法,而宇文所安的研究层面是在诗的意象的发生,情感的发动上。王靖献的“套式”与“兴”和陈世骤的相关论述(《诗经》里复沓、叠覆和反复回增等句法的现象,也正是脱胎于“兴”的诗法。)主要是从诗歌的创作表达层面来探究的。而佐伊伦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诗经》阐释历史与孔子的诗教思想的关系,则是属于诗歌的接受层面上的研究。除了在美国,日本学者松本雅明也致力于“兴”的发想形式的深入研究,认为最古老的“兴”的发想方式是朴素的、印象式的、行为式的,以后是象征式的、比喻式的等等,它们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思维的发展。他以十年艰辛完成的千页巨著《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依据“兴”的发想方式的发展,比照日本从原始歌谣到平安朝歌谣,来判断《诗经》各篇产生的年代。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以日本古代歌谣集《万叶集》所反映的古代风俗为参照,继续探索“兴”的发想,深化了对“兴”的特质的认识:它受原始宗教观念和集体意象的支配,带有咒语或祝祷词的性质,这些古老的意象或习俗形式,在古代诗歌中被赋予象喻的意义。“兴”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诗学、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也只海内外学者研究视域集中关注的焦点。
  • 摘要: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华的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美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最早的这批留学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康奈尔大学(毕乃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华盛顿大学(戴德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加州大学(宾板桥)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这批留学生当中有不少人的处女作是在北京完成并发表的,具有代笔的费正清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论文围绕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为什么鸦片输入中国为合法这一条款会被写入1858年11月8日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是由于英国的武力逼迫(这是普遍流传的看法),还是有其他原因,为此进行了研究。还有具有代表性的卜德的第一部作品是《燕京岁时记》的英译。《燕京岁时记》是一部记录北京岁时风物民俗的专书,以新年第一天开始,逐日逐月地介绍各种节日、庙会、食物、游戏以及有关的名胜古迹,生动而全面展现了老北京的风俗画卷。
  • 摘要:史华慈不仅是一位国际公认的、杰出的中国思想史家,而且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他的整个关于中国思想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他自身深邃思想的索引或注脚。史华慈的历时性研究仅是一种共时性的表象,对他本人来说,这种历时性研究甚至是一种昭示其共时性关切的工具,这一信念已得到中外一些重要学者的认同。当然,努力开掘史华慈深邃思想的宝藏,直至今日离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一个研究项目,本计划自有其自身的尝试与追求,但尽管如此,在一个更宽和更深的意义上,这项研究也尝试为中国当下迫在眉睫的现代化建设,乃至建构“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提供若干精神/伦理意涵层面的助益。而史华慈的思想紧扣人类的命运与中国的未来而展开,还有他对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反思,史华慈一生的精力主要用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他对西方启蒙的反思是经由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诠释而达成的,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从人类浩瀚而多样的经验出发,又归结于人类经验。本规划试图在解读史华慈原典的基础上,通过回答“五大问题”的方式,以实现对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性进展。
  • 摘要:简单地介绍了作者在国内教授“汉学”课、介绍“汉学”的经历和体会。初步认识到:了解所谓的汉学,最基本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地阅读原著,尤其是外语原文,要努力“进得去”-不仅是“看热闹”,更重要的是“看门道”,这样才不至于做“槛外人”。同时,鉴于国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缺陷”,对年轻一代进行某些“西方训练”有助于在大陆中国建立一个高水准、规范化的学术体系和风尚。
  • 摘要:美国汉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上百年历史.经过百年发展,美国汉学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规模都取得一定进展.虽然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发展成形时期.以研究队伍为例,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George Henry Chase)曾致函燕京大学洪煨莲,由于"柯立芝(A.C.Coolidge)教授的逝世和明年将去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博士的退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胜任指导远东历史研究的工作."作为美国中国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尚且如此,其他美国高校亦可想而知.
  • 摘要:本文以近代中国人编译撰写的西洋史、印刷史著述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这些文类如何表述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印刷术的关系,又如何将之体现在历史书写中,进而改变和形塑了中国印刷史的书写乃至近代中国关于印刷术的集体记忆,其中还会涉及日本因素的影响。但论文主旨非为考量古腾堡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情况或对中国的实际影响,而是重点讨论古腾堡这个符号在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再现、接受和使用,以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古腾堡、对中国及欧洲印刷史的书写、联系和对比,为中国找到在过去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藉此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它应该进一步拥抱印刷资本主义与追求由此派生的现代性。文章从分析发源于晚清的三种历史书写模式展开:第一种是关注那些就古腾堡印刷术来谈,没有将中国印刷术视之为其源头的历史叙述;第二种是探讨那些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比较的叙述模式;第三种是重点考察那些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联系、追溯到中国源头的历史书写模式。这三种书写模式都认识到古腾堡发明的意义,其存在也表明古腾堡及其印刷术在清末以来的中国,就为人熟知。但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三种书写模式并非平行发展,第一种叙述模式因其就事论事,不能很好因应民族历史叙述的需要,愈来愈少为大家采用,后两种书写模式因其暗示与建构了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印刷术的关系,更切合现实的需要,从而逐渐合流,影响所及,成为最为人们熟知与接受的关于印刷史的书写方式。
  • 摘要:本文涉及到三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文化(Culture)、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①以及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一般来说,史学史是对过去历史书写和历史观念的总结和反思,是人们在自身历史意识支配下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是当下学界对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兴趣对的日趋高涨,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历史背景丰富,是中国真正同西方大规模接触的开始,各种思潮与人物纷纷粉墨登场,现代化学术体制初见雏形,并留下了大量可供后人研究的材料,包括学术性的著作和文章、文学作品、个人日记与回忆录、报纸、杂志以及大量的政府档案;另一方面当下学界有一种怀旧之风在蔓延,对晚清民国的学人和学风有怀有一种崇敬和向往之情。因此,研究者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了知识精英和其学术著作身上,分析它们的学术著作,探索他们的思想历程。也就是说研究这一时段的史学史可以用“学者一著作一思想”的模式来概括。但是,正如王沉森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此种史学史的书写模式被局限在了精英思想的牢笼内,忽视了大众对史学知识的接受情况。研究者没有能够去解释知识精英的史学思想是如何传播给大众的,以及大众是如何对所接受到的历史知识进行再创造并以此与知识精英形成互动的。
  • 摘要:如何展开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呢?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学者们对此都谈了自己的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历史学的方法,以梳理学派传承为重点的学术史的方法,以跨文化研究为视角的比较文化的方法,对于西方汉学的知识,不能拿来就用的,必须做比较文化的分析,必须将其放入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对其知识的内容和变异做深入地研究。
  • 摘要: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舍弃原有的东洋学观念,接受西方思想。采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史观)以及科学研究(区域研究)两种取向,尽管两者针锋相对,但其共同性就是将亚洲模式被视为落后甚至停滞。甚至可以说,整个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都是设法与西方思维(尤其是美国)融合之下的产物。然而学界对于西方这个观念到60年代之前,不仅涉及的是东洋/西洋的民族主义情感对立,也包括了落后/进步的发展史位置,甚至是政府/民间的具体权力关系。这样的三重角色,使得学界在面对西方时的立场和参与都十分微妙。一言以蔽之,战后日本学界与美国接触的历史可视为科学/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被受容的过程。科学放在战后具体事件的理解中,强调研究者必须价值中立以及远离权力的伦理问题,但是研究者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有社会脉络与自身感情,也有必须面对研究的现实条件。以上因素组成了看待AF问题的三重视角: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的责任、亚非拉观点与发展路径的关系、与对美国区域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认识。也就是本文所阐述,对于知识论、方法论与学术伦理的展现层次上。本文在对于这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考据上,关注在此段受容与重建的过程中,日本中国研究者如何面对美国各种层次的影响,并发展自己主体性的过程。甚至在未来,这样的受容过程逐渐发展出日本对中国、东亚的基础认识框架,成为日本亚洲学的基础。
  • 摘要:汉学工具书《国外"中国研究"文献索引(1978,1-1981,11)》,这份油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发现有很多错误,但它的实用性和短时的效应性恰恰是图书馆工作的特点之一。印好以后的使用有两个特点,一是读者可在柜台自取不收费,随意使用,二是凡刊登的条目都可在本馆借到原刊原文。今天回过头来从整体上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下的时事、新闻的文章远远多于古代史的。美国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如日本、韩国、越南的关系远比欧洲国家和亚洲的关系更重要更现实,尤其是越南战争,它几乎使每一个美国人都开始关心亚洲问题。但是本文只关注欧美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索引在分类上一再改动,亦由文章的内容决定。停刊的原因仍然是图书馆只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大方向。本文用示例的方法介绍四十余种英文汉学杂志当中历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方面的情况,以求管中窥豹之效。汉学杂志刊载的研究中国的语言、哲学、宗教、经文等方面的论文非常多,多数都艰涩难懂,选了16例 一般的古代史,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和科学技术史的论文8例当时不太重视而当今很热的艺术史文学史方面的论文。
  • 摘要: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在合作与对立中不断向前发展。根据国际关系理论逻辑,这种双边关系反映了一个新兴大国力量上升时所必然给守成大国带来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伴随着现存国际体系的动荡和不安,按照蓝普顿的观点,“这并不单单是美国对在兴起的中国进行(战略)调整的问题,美国精英阶层的‘世界领袖’心态也是产生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根源。”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在涉及双方战略利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时,两国之间的对立将不会停止,有时甚至会愈演愈热。但两国经济上的越来越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民间交流日益扩大,以及中美在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中的相互依赖将会起着平衡甚至是抑制中美可能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关于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等将有助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把握好大局、找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平衡点。
  • 摘要:直到目前,中国佛教史的主流书写范式(paradigm)仍是汉化(sinification 或sinisization)和宗派(sectarianism).围绕着前者,一类学者以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不断屈服和融合于中华文化为主线,来描述中国佛教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比如汤用彤和陈观胜(Kenneth K.S.Chert)。另外一类学者则强调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比如许理和(Erik Zürcher)就用佛教"征服"中国来描述早期佛教传入中土的历史.传入中土的历史。这两类观点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围绕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互动来描述佛教史,相关的讨论也非常多。但是,对于“宗派模式”的反省和探讨,还略显不足。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尝试分析,中古时代佛教宗派林立,彼此倾轧的历史图景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还是被夸大了的阐释(interpretation)和建构(constuct ) 。以宗派林立为主要叙事主题的佛教史研究模式,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受到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而日本学者关于佛教宗派的知识和印象,来自于日本佛教界的情形。日本佛教宗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宗派甚至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但这样的情形从未在隋唐时代的中国发生过。
  • 摘要:海外中国学文献收藏与研究的历史概况国家图书馆将海外中国学文献作为专题文献进行收藏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的采访规则便规定将中国学文献作为重点采访文献.
  • 摘要:现代性源自西方.简言之,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源自近代西方的理性和科学启蒙精神,它相信社会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完善,以及人类必将从压迫走向解放.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解构和批判,从而为西方学术传统的转变和重构创造了条件.
  • 摘要: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个具有不同变革意义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动荡的年月刚刚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敞开,为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行实地考察和搜索资料敞开了大门,也为美国学者创造了进入研究对象内部的机遇.对于美国来说,此时期美国国内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运动逐渐式微,伴随着7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社会出现了反女权主义的行为,激进女性主义遭到来自媒体、保守派和传统妇女的攻击。80年代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史学革新与史学思想的变化,导致了新型史学研究作品的出现。经过对文献的搜集和分析发现,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契合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大势,出现了以“中国中心”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是一部进入近代中国语境、挖掘第一手资料并具体考察中国城市妇女劳工的开创性著作。本书研究主题为上海纱厂女工,局限于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的某一特定工厂,希望借此得出对中国全国境内的工人阶级构成和意识在时空上具有复杂性的结论,这一解释在研究的主题范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她关注的并非整个中国社会和所有工厂,中国其他城市与上海的从人文地理到社会环境等诸方面的情况均有着显著差异,中国当时的其他工厂状况也与纱厂着显著不同,纱厂女工能否反应其他工厂的女工状况?其解释力是否有普及意义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 摘要:总体上看,相对于中国国内对唐诗研究的三种传统方式即诗歌版本考证、诗歌创作的个人际遇于时代背景分析以及诗歌艺术鉴赏,当代美国汉学界的研究向度更趋一致。他们倾向于选择新批评一类的研究理念,撇开作者的经历及作品产生的时代或社会背景,将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对待,对作品的内在结构和内在艺术价值进行探讨,在探讨过程中,学者们会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对唐诗文本进行分析,提出独特的见解。美国杜甫诗歌研究自然很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西方的学术逻辑和习惯。本文选取三个较为有影响的汉学家,从他们的研究方法入手,窥斑见豹,试着对美国杜甫研究的具体方法乃至唐诗研究方法做一个全局性的把握。杜甫诗歌作为一种镜子反射出了他们各自的研究特点。宇文所安有意识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用一种科学理性对诗歌文本进行了剖析,虽然有理有据,但是感觉缺少一种人文温度,同时对一些模糊问题的探讨也显得不够深入;高友工选择了两类相关学科作为切入点,更加直观,但是难以摆脱结构主义的步步引导,只是改换了形式,但是他一直在寻求突破,西方的学术训练使得他难以割舍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因此研究的彻底性有待深入;叶嘉莹的方法是较为推崇的,她立足中国传统研究理念,适当地借用西方的理论,打破了系统和结构的多层次束缚,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从西方成套的理论体系之中割取资料,是否会打破原有的意义,这就是说如果从西方系统之中抽取一部分内容,那么这部分内容会不会由于脱离了系统而成为没有意义的内容了呢?这样于来说,这种借鉴就变成了一种误读,是利是弊见仁见智。美国学界的唐诗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研究方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整体之上达到了一种和谐,这相对于国内较为单一的研究向度而言是一种警策。学术多元才能促使学术发展。此外站在国际汉学角度,也可以适当思考汉学家身份及其研究方法的问题。外籍汉学家、无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以及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研究方法各自不同,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引用资料时,了解汉学家的具体身份也是选择和恰当使用资料的必要步骤。如何避免自己的负面误读,如何采纳汉学家的理论成果,对于每一种身份,汉学家的理论做何种程度的采纳,都将是一个长远而深刻的命题。
  • 摘要:在某种意义上,新清史是国外学术争议的产物.本文旨在以学术界的反思为借鉴,进一步深入探讨新清史的学术渊源,考察其产生的条件,在评述其重要代表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总结其中的基本特征和核心问题,较系统地反思新清史的冲击作用和国内学术界的反应。
  • 摘要:戈鲲化是美国哈佛大学聘请的第一任中文教习,被称为"中国赴美任教第一人".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与美国汉学研究的起源直接相关.如当时《哈佛纪事》(Harvard Register)所称:戈鲲化"是他所隶属的古老国家以及我们所属的新兴国家间的一种秘奥的联结".这种中西、新老间的相互联结,具有重要的文化蕴涵与意义.本土文献资源的缺失,在戈氏自己多年生活的国度,却未能找到相应的资料,无论如何总是一件憾事。故深入发掘相关的史料,或至少作一些新的补充,以中外文献互补互证,依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仍有待学界的努力。近年来,笔者在查阅晚清文献过程中,发现了戈鲲化发表在《申报》上的一些佚文和诗作,以及其题跋手迹等,故特撰此文,作一绍介与考察,希望能引起学界进一步搜访探研的兴趣,以推进其后续研究。
  • 摘要:在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中,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中国观处于总结地位.卫氏的中国观一方面对此前西方中国认识的简单化倾向做了清理;而与此同时,在承继裨治文中国认识的基础上,卫氏更为系统地从西方近代化的视角检视中国文化,实质上也开启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传教士力图"会通中西"的先声.
  • 摘要:本文拟通过介绍北美史学界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政治史问题的四部专著,展示新方法对政治史研究范式和具体政治问题的影响。这四部专著分别是《唤醒中国》、《塑造共和国民》、《公民之辩》与《迷信体制》。这四部专著从不同切入角度回应了杨念群提出的“政治史”研究盲点,而且讨论的主要是民国政治史,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门选取民国政治史,一是因为这段政治史受正统史学叙事范式影响最深,也因此最能体现新方法的冲击,二是因为民国时期是帝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中整体性的制度、惯习和心态激变最能体现新文化史方法的长处。
  • 摘要: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年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将近一百年里,伴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进程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积累了颇丰富的论著和成果.这一问题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也有利于对美国中国学整体发展史的研究和探讨.在对美国学者对自己的中国学研究道路回顾和反思成果作了比较充分梳理和分析以后,也会得出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首先,应该十分重视对美国中国学史进程中的这些研究资料的把握和研究。《史通》、《文史通义》是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两部重要回顾和反思性著作,不仅从中看到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探索,更看到他们对前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批判和反思,这是前人留下的珍贵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要注意用科学的、批判的、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看待、分析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由于历史、现实和研究视角等多方面原因,美国人对自己的中国研究道路和经验的反思、总结也未必都正确,会有一些偏颇和问题。在当代中国研究的问题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方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也可能是我们所无法认同的,甚至会针锋相对。中国学者应该站在合适的立场上,有针对性地对某些错误观点展开批判和分析。当然,也有是属于双方交流不足的原因,造成对方还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得出一些偏颇结论或浅见,也应该及时指出。往往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者会因创建某种“新”学术体系需要,“创造”出某些背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新解说、新框架,这也应该及时商榷或指出。中国学者不能因为所谓的“新”而缺乏批判意识,更不能采取所谓“拿来主义”,照单全收,这样误人子弟。具有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这些泊来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要注意利用好这些资料,完成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探索,更要撰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有质量的学术史研究专著。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有近200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包括对其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的丰富成果。来自异域的对中国研究的这份自我反思和总结,是中国学者对其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学术史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局,是影响全局的一项基础工作。在深入挖据其研究成果及其史料的基础上,在充分调查了解、交流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提升自身学术水准和修养的基础上,新的、有深度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史成果还是有希望出现的。
  • 摘要:1914-191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担任中文教师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 ),他以一位当时的德国学者的立场对美国的汉学进行了批评。而福兰阁不仅通过劳费尔对美国进行了批判,他在回忆录中也对当时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进行了批评。在顾彬看来,美国汉学很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透过他者对自己提出问题,因为他们仅仅只能在与陌生人接触中重复自己,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汉学界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而想当然地认为一切西方后来出现的哲学概念和思潮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作为哲学家和汉学家的罗哲海(Heiner Roetz)尽管跟顾彬在汉学研究方面有很多根本的分歧,但在对美国汉学的态度上,却有着类似的看法。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他对人生的体验渗透着更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如何使欧洲历史传统薪火相传、继世不绝的使命感,促使着他做一个“世界公民”。与雅斯贝尔斯一样,在骨子里,德国汉学家们的德意志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依据其个人经历并对之进行反思而形成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社会角色的反思,是对承继欧洲精神的使命感的强调。
  • 摘要:随着"冷战"的终结,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后现代主义学术的影响,其学术理路亦有所改变.相对而言,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这门特殊学术的关注程度亦大大提升,很多研究者已不满足于进行一般性的译介,通过潜心研究,相继推出颇具学术含量的、含有学术史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国中国学及其研究开始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本文试图以世纪之交为背景,从跨世纪的角度,对大洋两岸美国中国学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做一学术史的梳理,同时对它的未来走向做出初步的展望。从跨文化意义上看,中国学为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差异的存在,而在认同差异并存基础上的沟通则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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