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兴'在北美汉学视域中的阐释

摘要

美国汉学界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对《诗经》“兴”的研究阐释各有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切入研究的角度也主要有:诗歌文艺学角度，作品类比分析的角度，古文字探源的角度，运用西方理论考察以及阐释学的视角。具体而言，宇文所安解释“兴”为带有情感性的形象(affective image )，其主要功能不是指意，而是某种情感或者情绪的发动:“兴”不是“指”那种情绪，而是发动它。夏含夷立足于《诗》之“兴”与《易》之“象”之间深刻的潜在关系，认为《周易》的占卜取象思维与《诗经》比兴创作思维在实质本源上是同一原理的，“象”与事物的联系是诗歌中“兴”的出现的先声。华裔学者陈世壤以初民“上举欢舞”时“兴”的呼声来研究《诗经》，认为“兴”的文化发生与原始兴祭密切相关，在早期歌、诗、舞、乐四位一体的原始兴祭中，实际上早已潜在包含了兴与歌、诗、舞、乐等样式的特定关系。“兴”在《诗经》里表现的特殊功能，正是在于其熔韵律、意义和意象于一炉的强力;《诗经》里复沓、叠覆和反复回增等句法的现象，也正是脱胎于“兴”的诗法。王靖献则运用了帕利一劳德套语理论研究《诗经》，“现成思路”(套式)—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景物带来的联想;这些景物是象征性的，歌者借助于习惯和联想，用这种景物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所谓“套式”这种传统创作方式，与中国抒情艺术中的“兴”有着极大的相似相通性。佐伊伦则主要探讨《诗经》阐释学历史与孔子的诗教思想的关系，通过对《论语》的详尽分析，将中国文学阐释历史分为以乐论诗的早期阶段，前文本过渡阶段和文本形式凸现阶段三个阶段，认为《诗》之兴在于:外交朝聘会盟上的“兴起”应对与领悟“兴会”;复兴礼乐，倡导诗教，兴起人格完善的道德意义。借用萧华荣《诗“兴”论》中篇《兴与文学过程》的相关内容:“兴”贯穿与文学过程的始终。从作者对现实的诗意感发，到诗情的表达到文本即作品内蕴的形成，再到读者的欣赏、接受、运用、解释、批评，皆有‘兴’活跃期间。”①对美国汉学界有关“兴”的阐释进行大致的逻辑梳理。可以说，宇文所安、夏含夷及陈世骤(关于兴”的文化发生与原始兴祭密切相关)，他们对“兴”的理解阐发，主要是从诗的发生层面来论述的;陈世壤和夏含夷更倾向于本原式的探究，诗歌发生的最原初的文化形态和原始思维方法，而宇文所安的研究层面是在诗的意象的发生，情感的发动上。王靖献的“套式”与“兴”和陈世骤的相关论述(《诗经》里复沓、叠覆和反复回增等句法的现象，也正是脱胎于“兴”的诗法。)主要是从诗歌的创作表达层面来探究的。而佐伊伦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诗经》阐释历史与孔子的诗教思想的关系，则是属于诗歌的接受层面上的研究。除了在美国，日本学者松本雅明也致力于“兴”的发想形式的深入研究，认为最古老的“兴”的发想方式是朴素的、印象式的、行为式的，以后是象征式的、比喻式的等等，它们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思维的发展。他以十年艰辛完成的千页巨著《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依据“兴”的发想方式的发展，比照日本从原始歌谣到平安朝歌谣，来判断《诗经》各篇产生的年代。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以日本古代歌谣集《万叶集》所反映的古代风俗为参照，继续探索“兴”的发想，深化了对“兴”的特质的认识:它受原始宗教观念和集体意象的支配，带有咒语或祝祷词的性质，这些古老的意象或习俗形式，在古代诗歌中被赋予象喻的意义。“兴”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诗学、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也只海内外学者研究视域集中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