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摘要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　　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　　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