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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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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行进中的“十七年”文学体制研究

一、“十七年”文学体制化的基本表征

二、“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研究的意义及视角

第一章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的背景

第一节文学论战:作为生成“十七年”文学体制规范的一种斗争

一、“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对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批判

二、胡风的“历史性错误”:左翼文学界内部的话语清理

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对国民党文艺政策及运动的反击

第二节团结与争取作家:作为生成“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一种人才储备

一、形势的需要与政策的推进:建国前夕团结与争取自家的历史必然性

二、大作家的“革命化”加工与“我们化”效应:团结与争取作家的实施策略

三、“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团结与争取作家的底线设置

第三节苏联文学模式:作为生成“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一种资源借鉴

一、延安文学体制中的苏联因素及其传播

二、第一次文代会前夕茅盾对苏联文学模式的学习与推广

三、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坛弥散开来的苏联文学因素

第二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的组织化

第一节作为实现政治领导的保障:文学组织建构的意义本源

一、“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利益与意识形态化

二、第一次文代会关于“组织作家”的思想表述与实际功能

第二节第一次文代会关于文学组织建构的设想及实施

一、文代会筹备期间关于组建“新文协”的几次讨论

二、从“想像”到“现实”:“新文协”建构过程中解放区文学经验的渗透

三、从“同业工会”到“文艺运动的指挥部”:新老文艺协会的历史性过渡

第三节作为“单位”的文学组织与作家身份的嬗变

一、作家作为“国家资源”与其身份的非主体化

二、“包下来”的单位体制与作家身份的非个体化

三、单位的科层建制与作家身份的等级化

第四节“单位”中的作家创作方式的组织化

一、第一次文代会关于“创作组织化”思想的倡导

二、“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倡导组织化创作的文化战略意义

三、剧本《春华秋实》的生产方式:建国初期文学组织化创作的一个典型

第三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

第一节延安文人心态:作为第一次文代会生成作家体制心理的资源

一、规训者的“以身示范”:延安文人心态转换的“榜样化”

二、不规训者的“反面鞭策”:王实味与萧军的警示效应

第二节第一次文代会对作家体制心理的营造与强化

一、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对“革命”与“不革命”的两种姿态

二、大会的阵容:“权力”的莅临与震慑

三、大会的基调:“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

四、主导大会的“我们”体话语方式:既是“召唤”也是“警示”

第三节“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内涵及其复杂显现

一、规训心理的表达:自我否定的意识

二、“从头学起”与“赶任务”:紧跟形势的焦虑

三、“望而却步”与“捉襟见肘”:对文学规范的审慎与敬畏

第四节巴金的心灵炼狱:“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生成的个案考察

第四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的实践生成

第一节文学调控实体的权力配置及其协调运作

一、第一次文代会在文艺组织、机构内部预设的权力结构

二、权力实体机构在文学调控实践中的协作与呼应

三、权威人物调控与权力实体机构调控间的缝隙与对接

第二节文学批评:“十七年”文学调控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一、第一次文代会对解放区文学批评性质与功能的传承

二、“浇花”与“锄草”:文学批评在文学调控实践中的运作方式

三、文学批评的“非科学化”:“十七年”文学的不当调控与过度调控

第三节“十七年”文学调控的个案考察

一、组稿:“文学计划”的具体操作与有力保障

二、“编者按”(“编者的话”):问题的提出与方向的引导

三、读者来信:权威的隐性登场与文学意志的潜在传达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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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心,通过细致梳理与研读这个在当时被称为“大团结”“大会师”的、但实际上不乏矛盾与冲突的文学会议,对“十七年”文学体制中几个重要构成要素的生成,作富有深度的挖掘与阐析。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其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章“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生成的背景”。主要分析第一次文代会前夕的文艺局势,阐述左翼文艺界朝着文学体制化的目标所做的多种准备与努力。大致内容有:左翼文艺界如何通过多层面(包括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内部的“异质话语形态”及国民党文艺势力等)的文学论战,使当代文学应继承的本土文学资源变得清晰化,并将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模式逐步推向全局性的文学构成;党如何通过策略性地运用既宽大又设有底线的作家政策,“团结与争取”了尽可能多的文学力量,作为生成文学体制的一种人才储备;苏联文学模式为何会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左翼文艺界又通过哪些途径与方式,在文学体制建构的过程中对之加以了充分的借鉴与运用。 第二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的组织化”。主要挖掘第一次文代会历史性建构“文联”、“文协”(即后来的“作协”)等文艺组织的过程,并探讨这种组织化建制给作家的身份、创作方式等带来的变化。具体内容包括:结合历史与现实,阐析党在建国前夕组建庞大而系统的文艺组织的意义本源;梳理第一次文代会筹建文学组织时的设想与讨论,考察哪些意见及细节影响了组织建构的具体实施;探讨“单位”中的作家在完成了从“自由职业者”到被组织起来的“文艺工作者”的角色过渡之后,其身份上所发生的非主体化、非个体化、等级化等的转变;解读第一次文代会倡导的“创作组织化”思想,考察进入“单位”后的作家如何实现创作方式上的“组织化”转换。 第三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主要探讨“体制心理”这一隐性形态的文学体制在“十七年”作家中的生成及其复杂显现。具体论述依次如下:分析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延安文人心态如何被“资源化”,用来催发“十七年”作家的体制心理;发掘第一次文代会营造与强化作家体制心理的多个环节,包括代表产生办法的制定、大会权力阵容的安排、尊崇“工农兵文学”的会议基调的设置、主导大会的“我们”体话语方式的突出使用等;考察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统摄之下,作家自我否定的意识、紧跟形势的焦虑、对文学规范的审慎与敬畏等多种体制心理的产生,以及它们交错复杂的呈现方式;以巴金为个案,具体考察“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生成的过程及特征。 第四章“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的实践生成”。主要考察一套用以保障“方向”的文学调控机制是如何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指导下运作起来,并在实践中趋于完整的。具体内容包括:发掘第一次文代会为各类(各级)文艺部门、机构预设的权力结构,考察这些文学调控中介在实际运作中的协作与呼应,探讨权威人物调控与权力实体机构调控间的缝隙与对接;分析第一次文代会对文学批评性质的界定,阐释“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实践中“浇花”与“锄草”的调控功能,探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非科学化”因素对文学调控的影响与制约;以“组稿”、“编者按”、“读者来信”等为个案,具体阐析“十七年”文学调控机制在实践中的逐步形成与运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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