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研究

摘要

“宏大叙事”，是解读1990年代小说关键词之一。对“宏大叙事”的理解，直接影响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面貌、整体框架和内在评定标准。然而，对该概念的使用范围、内涵、局限、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意义生成状态，我们还缺乏清晰认识。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理论，首先是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推出的术语，原义指呈现出整体性、宏大性的现代性神话，后被扩展为一种人类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利奥塔将宏大叙事分为启蒙解放与哲学思辩两个类型。启蒙解放叙事，主体是人民，目标是自由，人类从宗教和封建专制中摆脱出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思辨叙事，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知识与理性，追求科学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运而生，本义的负面色彩浓厚，在解读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在向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延伸时，后现代思维对“宏大叙事”的认识，更具一定偏颇性——特别是该理论在阐释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时候。 就中国语境而言，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国，并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它既有利于解读文艺界新现象，也造成多重“误读”，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实际的脱节，更影响到文学批评导向，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对1990年代小说，我们目前文学史认知的一个常识性判断，就是“宏大叙事解体”。但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何在，宏大叙事对1990年代小说的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宏大叙事是否解体并消失，以及宏大叙事如何解体，多元叙事如何确立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缺乏有份量的研究专著。 笔者认为，在目前理论前提下，宏大叙事，可以被看成一种人类“趋向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一种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本质性因素。涵盖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权威，在1990年代中国已趋于解体。然而，正如现代性发育，对后发现代中国仍具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国宏大叙事”，也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启蒙思想、国家民族意识、革命意识等不同宏大叙事类型重新“暧昧整合”的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并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 在绪论与上篇部分，首先，梳理了宏大叙事理论的概念生成，以及围绕它而产生的争论。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后现代理论下宏大叙事概念的内涵，二是指出这种以解构姿态出现的“宏大叙事”语义的缺陷。其次，我研究了宏大叙事与现代小说结合的过程，并分析了现代小说中宏大叙事的美学因素。它不仅可以表述为经典现代小说的本质性形态，也可以成为结构性要素；它不仅是小说思想意义、小说主题、小说技法、小说美学风格、也是一种构成性的小说叙事策略。再次，我从总体上，重新指认了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特点。一是1990年代小说对宏大叙事的三重误读，即宏大与个体的对立、宏大叙事的终结、解构与建构的对立；二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逻辑，即无法断裂的断裂性；三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形态，即理论与创作错位、并置性生成、杂糅式整合。这些特点，既给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表述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又蕴育着有中国独特文化经验的“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 具体而言，在1990年代中国小说中，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宏大叙事性质素。一是启蒙宏大叙事，二是国家民族叙事。启蒙宏大叙事，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暂迷茫后，在反思和有限个体性原则下，推向了新的人性深度表述。它可以大致划分为批判性个体、世俗性个体、和谐性个体三个类型。在批判性个体小说中，存在着悲剧抗争意识与死亡意象，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有限个体化历史反思四种宏大叙事特点。悲剧抗争与死亡意象，为集体性激进启蒙唱响了挽歌。而“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的双重叙事策略，则一方面标志着“对封建权力专制的反思”与“对启蒙的反思”同时并存于这类批判性小说中；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批判性启蒙小说，人物、作者与叙事者在相对平等关系下，重塑启蒙理性的努力。 在世俗性个体小说中，存在革命与世俗的悖论，女性身份与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述困境，世俗幽默的主体焦虑三种宏大叙事表现形态；世俗个体对革命叙事的解构，伴随着世俗个体神话的生成。然而，革命却在“青春期的转喻”、“区隔革命恐怖与理想主义”等策略中，成为精神怀旧与市场化暧昧整合，从而将颠覆的冲动与叛逆的解构杂糅一体。女性身份和权力的构建，也在消费文化的挪用和改写之下，面临着内在危机。而世俗性幽默小说，在利用“幽默”找到世俗个体信心时，也使“话语过量”的焦虑，时刻阻挠着主体性的完成。 和谐性个体小说，则存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提升、伦理美乌托邦、虚构历史的轻逸想象三种宏大叙事倾向。和谐性个体小说对日常经验的“审美化提升与反思”，是其策略之一，展示了1990年代小说家向和谐美回归的审美趣味；伦理美乌托邦在结合“启蒙”与“传统美”时，则表现出巧妙的“意识形态规避性”；而从历史虚构到虚构历史的转变，“轻逸”的古典想象，在先锋转型之中，有着削平深度、将启蒙变为通俗故事的内在危机。 同时，还以“余华小说的两次转型”与“王小波小说中的革命＋恋爱”为个案，进一步分析启蒙宏大叙事在“解构”与“建构”并置，“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情况下新的可能性与表述困境。余华从否定宏大叙事，到认同世俗性启蒙，再到生硬地回归宏大叙事，深刻地验证了一部分启蒙叙事小说的内在逻辑。而作为“文坛异数”，王小波改写“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重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性爱与爱情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从而有效反思了集体性启蒙弊端，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欲望合法性、智慧与创造力，凸出了启蒙的有限个体性原则。 国家民族叙事，也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表征。就其整体性特点而言，1990年代小说中国家民族叙事最鲜明特色，就是“文化复兴现代中国”。这是继五四以来“他者的启蒙焦虑”、“建国神话”后，国家民族叙事新的核心内涵。这种内涵在1980年代已初现端倪，并在1990年代不断发育，成为比较鲜明特点。“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一方面，延续了国家民族叙事的现代性品质，以现代国家民族主体的塑造为其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他者启蒙”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遮蔽，以及“建国神话”中阶级革命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改写。同时，这一特点的出现，也使1990年代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更具主体性与开放性，允许国家民族意识与革命叙事、启蒙批判、通俗消费文化以“杂糅”与“并置”的方式加以整合。具体而言，1990年代小说国家民族叙事呈现出“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与“民族文化史诗”两种叙事倾向。 “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是延续80年代改革小说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艺术策略，从属于“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设计。这一新宏大主题，使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顺应时代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规范下，不断调整与整合，并生成了“主旋律小说”，这一特定的小说宏大叙事美学。这种“凸出主体、容纳多声部”的叙事策略，杂糅政党利益、阶级革命叙事、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启蒙批判与大众通俗消费意识。它围绕国家民族意识核心，形成由近至远，既有核心价值，又杂糅而开放的同心圆式体系结构。主旋律叙事不仅有效整合了各种小说类型（即新改革小说、新军旅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官场小说），而且在每种类型内部，也都复制了这种稳定结构形态。 再次，就“民族文化史诗”而言，国家民族叙事，从启蒙史诗与革命建国史诗中挣脱出来，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主题下，不断拓展史诗的空间和时间建构，从而形成现代小说的史诗主体。在叙事空间感上，它表现为原有叙事空间的拓展，以及新的叙事空间的生成。在叙事时间上，表现为民族文化时间记忆的复活。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打破了“他者启蒙”、“阶级建国神话”的文化被动性，展示了独特现代性经验。 就国家民族叙事空间的拓展与塑造而言，“边地小说”对国家民族叙事中的现代性权力结构复制，通过超然的叙事者，暧昧的价值态度，使得“边地的边地”的故事，复制了西方/中国的权力关系，成为中国国家民族想象内部，建构现代性关系的一种方式。对“城市中国形象”塑造而言，则是通过“城市怀旧”与“都市新女性”两种策略来完成的。论文以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在该小说世俗怀旧神话对宏大历史的虚假对抗性、哲学分析性语言与世俗性语言的缝合与绽裂、“城市史诗”内在悖论、小说的“空间阴性化”价值形态四个特点之中，总结其“怀旧化”城市中国形象塑造的得失。对“都市新女性”而言，论文以《上海宝贝》为例，寻找其在个人化表述、消费文化与宏大叙事间暖昧的缝合策略，阐释1990年代语境“变形”的宏大表述。对“异域中国的想象”，本论文则通过《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乌鸦》、《扶桑》等作品分析，通过“国家民族主体”与“他者”的三种想象关系：“征服”、“羞辱”和“平等”，女性自恋、女性自虐与他者得女神三种主体塑造方式，来考察这个想象过程。 最后，该论文又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意义下的后现代小说形态，以及其缺陷。论文指出，宏大叙事，作为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并不能简单以解构或消亡论，就可以消除。它是人类“获得认可欲望”的一种现代标识。同时，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也深深影响了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表述方式，使得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绪 论

上 篇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综论

第一章现代小说中的宏大叙事

第二章中国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特点

中篇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之一：启蒙再叙事

第一章反思与有限个体性：启蒙再叙事的艰难表述

第二章批判性个体：绝望的抗争与新的生成

第三章世俗性个体：“没有抱负”的欲望还是“合法”现代性?

第四章和谐性个体：古典抒情美的复活与创新

第五章从虚伪的作品到新宏大叙事：论余华小说的两次转型

第六章新启蒙叙事的可能性：王小波小说的“革命+恋爱”

下篇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之二：国家民族叙事

第一章新的宏大想象：“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

第二章“同心圆叙事策略”：现代强国梦下的主旋律小说构成

第三章“城市中国”：民族文化史诗空间塑形之一

第四章“边地”的抒情：民族文化史诗空间塑形之二

第五章异域中的“中国形象”:民族文化史诗空间塑形之三

第六章传统记忆的复活：民族文化史诗的时间重塑

结 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