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

摘要

彝族人以往主要生活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山区。自1990年代晚期开始，尤其是2002年以后，他们开始大量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从事工厂的临时工工作，其规模在10万人以上。与当地大量的其他工人群体不同，彝族工人呈现出极强的群聚性。他们通过领工制形成自组织，往往数十或数百人一起进工厂工作，又可能群体性地辞工出厂;他们通常依靠一个或几个工头，在工厂内服从工头管理，在工厂外与工头一起生活;他们主要讲彝语，按照传统的习俗生活，形成一种“无形的社区”;他们一旦与工厂或其他人群发生纠纷，很容易发展成牵涉上百人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由于彝人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群聚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群体。珠三角的用工企业在急需大量临时工时往往将这种成批的彝族工人当作“救命稻草”;但与此同时，他们通常也会担忧因为与彝族工人发生纠纷而导致麻烦的群体事件。因此大多数的用工企业对彝族工人持“既爱又恨”的态度。在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看来，彝人进入珠三角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纠纷、冲突、敲诈和绑架事件。由于彼此语言沟通不畅，对彝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也缺乏了解，使得他们觉得彝人引发的事情很多时候似乎都是一团混乱，甚至不可理喻。在媒体舆论中，彝族工人大多是被描述成“素质”低下，不讲卫生，男女关系混乱，脾气暴躁的形象，而彝人工头也大多是从事欺诈、盘剥、绑架工人的“人贩子”，继承了彝族人历史上“奴隶主的秉性”。
　　 然而，根据本研究掌握的情况来看，珠三角的彝人群体并非如外人所看到的那样混乱不堪，而是在其内部保持着一整套的秩序和规则。他们在流动、工作、生活和群聚性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并非真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不可理喻，而是与珠三角这一大环境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代工分包式工业生产结构使得当地生成了分别以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为主体的两级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正式工劳动力市场的有限发展而言，当地的临时工劳务市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保持着非常庞大的规模。临时工劳务市场要求劳动者随时后备，哪里需要就随时调动到哪里，完全成为“后备劳工游击队”。这种状态的具体运作主要仰赖于劳动者和用工企业之间形成的劳务中介或劳务派遣组织，这种中间劳务组织的大规模生成和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极大地增强了劳动者的市场化程度。
　　 彝人进入到珠三角的时间较晚，同时由于他们自身保持的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等被主流市场规范认为是“素质”低下的表现，从而使得他们大多只能进入低端的临时工劳务市场。他们的工价低，数量大，并且原生的血缘、姻缘、地缘和族源纽带使得他们更容易被组织和调动，因而成为那些大规模短期用工企业所亲睐的工人群体。在这种特殊的供需结构之下，那些主要负责招募、组织、调动工人的中间人变成了领工工头，从而生成了一种特别的领工制。在领工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发展出彝人主导的劳务派遣公司。因此，领工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帮助彝人进入并适应珠三角高度市场化的临时工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
　　 但是，彝人领工制除了其市场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为彝人在珠三角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性庇护。语言和习俗完全不同的彝人之所以能够在珠三角长期大规模地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为中间人的工头及其组织为工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性服务。他们内部以家支、亲戚、地缘、族源等因素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社区”，使他们尽管身处异乡，不停地流动于工厂之间，却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温情，让他们留在当地并团结在一起。
　　 由此看出，领工制的市场性是以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为基础的，二者彼此嵌合，不可切割。而一旦彼此的嵌合关系出现危机，就可能会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然而，在高度市场化的珠三角地区，市场总是试图要消磨掉人与人之间其他的社会关系，这种市场和社会关系之间潜在的张力（也就是镶嵌与脱嵌的张力）就构成了所有涉彝群体抗议事件的根源。
　　 由于这种张力可能存在于生活的任何方面，因此彝人发起的群体抗议也并不仅仅是唯一的指向。这些抗议有的时候针对工厂，有的时候针对劳务中介，还有的时候也爆发于群体内部，所以表面上就看起来混乱不堪。以至于无论是工厂、政府、还是媒体都对彝人群体形成了不可理喻的印象。
　　 他们发起大规模地抗议工厂主（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活动和传统的工人阶级行动有类似的地方，但由于他们主要作为临时工，使得他们和工厂剥削的矛盾被劳动力市场所阻隔，因此他们发起的这种工人运动的深层动力并非完全来自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冲突”，而更主要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过度市场化”。
　　 也正是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生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人劳动者群体，但他们却长期处于“未完成”的无产工人阶级状态。然而，“未完成”的无产工人阶级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抗议和斗争，因为由类似彝人这样发起的工人抗议运动同样在很多地方大规模地发生着，只不过它表现的形式可能不同于传统的工人运动。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理解珠三角流动彝人的群体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

目录

声明

摘要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主要问题

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1．2．1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理论

1．2．2 镶嵌的劳动力市场化理论

1．3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结构

1．4 研究方法及相关说明

第2章 走出凉山：流动的彝人群体

2．1 彝人的分布与规模

2．2 彝区的环境与生计

2．3 彝区的社会与文化

2．3．1 彝人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

2．3．2 彝人传统的家支制度

2．3．3 彝人传统的纠纷处理机制

2．4 彝人流动的去向和规模

2．4．1 古代彝人流动及与他群的互动

2．4．2 当代彝区的人口流动

2．5 小结

第3章 劳工差序：珠三角的经济奇迹与劳工生境

3．1 珠三角的经济奇迹

3．1．1 改革开放与“广东模式”

3．1．2 桑基农田变世界工厂

3．1．3 外包体系中的企业代工

3．1．4 后危机时代的可能性

3．2 珠三角的劳工生境

3．2．1 从农民到“农民工”

3．2．2 从“农民工”到“后备劳工游击队”

3．3 小结

第4章 委身工厂：珠三角的彝人聚集与领工制生成

4．1 彝族工人的流动抉择

4．1．1 到广东讨生计

4．1．2 开启新的生活

4．1．3 城市生活的诱惑

4．1．4 波动市场的影响

4．2 彝人领工制的形成与发展

4．2．1 早期的“冒险者”

4．2．2 领工制度的初创

4．2．3 领工组织的裂变

4．3 彝人劳务派遣公司的建立与发展

4．3．1 依附中介的彝人劳务

4．3．2 “超越”中介的彝人劳务

4．3．3 边缘的彝人劳务派遣

4．3．4 开创家支的派遣公司

4．4 小结

第5章 寻求生活：珠三角流动彝人的生存困境与希望

5．1 流动工人的生活境遇

5．1．1 无处为“家”的生活

5．1．2 弱肉强食的“丛林”

5．1．3 临时性关系网络

5．1．4 流动者的精神生活

5．2 领工制下的彝人空间

5．2．1 多面向的“中间人”

5．2．2 带班群体的崛起

5．2．3 工人的认可与抵制

5．2．4 看不见的彝人社区

5．3 领工制之外的可能性

5．3．1 少数的“彝族员工”

5．3．2 公益组织的困惑

5．3．3 公共服务的缺位

5．4 小结

第6章 重建秩序：珠三角彝人群体的失序与再组织

6．1 彝人群体内部的竞争与对抗

6．1．1 带工过程中的“成本”增加

6．1．2 “挖工人”引发的对抗

6．1．3 选择用工企业的灵活化

6．1．4 内部的威胁、敲诈与绑架

6．2 彝人工头发起的群体行动

6．2．1 彝人对劳务中介的抗议

6．2．2 彝人对工厂的群体抗议

6．3 家支为中心的群体秩序再造

6．3．1 自我保护与彝人家支大会的召开

6．3．2 金融资本与家支派遣公司的开创

6．3．3 秩序再造与筹建“凉山农民工商会”

6．4 小结

第7章 镶嵌的市场：珠三角彝人群体行动的社会根源

7．1 脱嵌、嵌入与彝人群聚性的生成

7．2 市场化与“未完成无产阶级”的抗争意识

第8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