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高级搜索  >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
首页>中文会议>其他>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
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

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0-19

主办单位：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会议文集：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越南朝贡使臣自镇南关入清以后,沿途依其见闻而作下的记录,不仅是他们回国复命的必备述职材料,亦是越南王朝了解清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信息渠道。他们一方面利用眼睛的观察,同时还通过与清人的访谈以及摘录新闻报纸的相关内容以收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国情讯息。
  • 摘要：研究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专家,中国学者严中平先生和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及过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棉纺织交易市场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细纱问题"。一战后中国民族矛盾主要集中到对日矛盾上来。1919年以后，抵制日货运动作为反抗日本侵略行为的一种形式频繁发生，在国产细纱无法做到替代的情况下，作为盈利性组织的民族染织厂本能地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尤其是生存底线，而暂时搁置履行民族大义的责任。以非正常交易方式直接或通过中间商间接获取日纱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1927年，抵制日纱的行为就有所变通，上海日纱可由纱业公所组织公卖处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交易。此后，这种方式与染织同业合力创办细纱厂的想法结合了起来。抽取日纱基金筹办细纱厂的办法，实际上是民族染织厂与反日组织在民族大义与经营利益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由于日商垄断市场，尽管抵制日货运动频发，通过非正常方式或折中办法继续交易日厂细纱的行为还是无法避免。不过，民族染织厂也没有放弃获取国产细纱的努力。主动与华商纱厂建立供需合作关系便是方式之一。一些有实力的民族染织厂通过自主联营纺纱生产的方式实现细纱原料自产自供，也可看作是获取国产细纱的一种方式。
  • 摘要：本文将从准条约的视角出发，在讨论中国电报局性质的基础上，以其所订立的具体准条约为案例，分析其在近代化历程中的性质与作用，给出一种基于新的研究角度的解读。在关注电信事业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其涉及的对外交涉。阐述了中国电报总局与最初的电信类准条约，大北电报公司与《中国与外洋彼此收递电报办法合同》，大东公司与《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中国电报局与《会订电报根本合同》。比较了中国电报局与朝鲜，中国电报局与法国的条约，在涉及电信交涉问题上，电报局等坚持陆线、海线分开办理、陆线权归中国电报局的原则。
  • 摘要：本文以抗战初期《大公报》社评为例，辅以可以获得的相关史料，尝试对张季鸳对日态度之演变略作解读。从报端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少人都感到张季莺及其主持的《大公报》彻彻底底是专为国人“打气”的主战派。反对悲观、鼓吹乐观，不但是张氏抗战宣传的基调，也是他抗战初期写文章时常爱用的词语，更是很多同时代人对他及相关言论主张的观察和印象。七七事变后，张季莺和报社同仁鉴于国力不充、军备不整等实际情况，本其一贯信念，一度主张在不危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无妨就地解决，以免玉石俱焚，为国家保存些实力。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布后，张季莺更重视的，也不是其中应战的部分，而毋宁是最后一分钟也不放弃经由正当外交机关寻求和平解决的希望。和张季莺一样，此时仍有不少人反对扩大事态，而希望在适当时候求得华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尽可能地为国家多保存一份元气。诚如高宗武所言，自己虽然姓高，但是意见一点也不高。持类似主张的这些人后来被称作“低调俱乐部”。仅从报端的舆论策应看，张季莺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斩钉截铁;但私下里，他对交涉解决仍心怀希冀。特别是获悉老朋友、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将返回南京、路经上海时，就更是如此。他非常希望这位身任外交官的老朋友能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机会。
  • 摘要：本文介绍庚子国变后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庚子国变为近代中国转折事件之一，它对清国外交、内政产生深远的、直接的影响。载淬使德、那桐使日谢罪，揭开清廷皇族亲贵、政府大员出洋游历的先河。相较之下，日人精英人物访华的事件，相关研究较为简略。在中日两国交往过程中，常常看到一批特殊人物-日本文学博士、法学博士的身影。在诸多日本文学博士、法学博士中，以东京大学教授高桥作卫、京都大学教授严谷孙藏东京大学教授穗积八束、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五人最为典型。梅谦次郎对清国考察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演说稿《条约改正与法典编纂》的主旨。他详细阐述日本条约改正、法典编纂与宪法制度的演进过程，及其对清国立宪的借鉴意义，这就为清末司法独立与编纂法典活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 摘要：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礼学馆作为礼部的附设机构，曾因为参与修订法律而一度走上了前台，备受时人和后人的关注。介绍设立礼学馆之议与礼学馆的筹备。修订《吉礼》与《嘉礼》的礼学馆稿本看，礼学馆所做的修正事务主要是使礼制文本在细节上更准确、更完整，与民主宪政制度及其依托的自由平等之说没有明显的关联。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礼部上奏了《遵拟礼学馆与法律馆会同集议章程》一折，表示礼学馆与法律馆应互相联络，共同商办，因为礼教与法律密不可分，礼学馆拟定的民礼与法律馆拟定的民律应贯通一致，不相冲突。在清末新政的实施中，礼学馆修订礼制与法律是关系国本的大事。但在当时朝野渐趋人心离散，革命力量极力赶超改良力量的情势下，礼学馆的礼法修订事务始终处于当时政局的边缘地带，而且面临着来自朝野上下不同向度的关注与冲击。从道与术的角度看，清廷在仿行立宪时将“宪政”定位成“礼治”之道下的术，保留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与信仰观念。其政治制度改革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权变之策，并未超过“中体西用”的套路。
  • 摘要：本文主要试图考察20世纪20年代初期,即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期间,广东省内特别是县、乡村社会,对广东省长陈炯明的地方自治政策的反应.随着陈炯明的县自治政策实施，自治筹办会、自治期成会和自治促进会等，都是那些自清末就关注于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所设立的组织的事实，表明地方精英仍对县自治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且，正如本文所提到的，多数的地方精英是有力宗族的代表，县长、县议会议员的选举，实际上是通过有力宗族的选举运动而展开的。前者因选举规定的缘故，选举运动没有什么效果，被任命的是革命运动的功劳者，而在采用直接选举的后者中，县内的有力宗族则获得了众多的议席。对以上陈炯明的乡村自治计划，可以在乡村看到，或是主张自治的必要性，或是实际地规划、组织自治会的动向。宗族间以及宗族内部的房与房之间的对立，阻碍了民团的最终成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乡村内部存在着年青人(青年、少年)与老成者(村老、绅誉)的对立。前者要求改革传统，后者则想维持传统，或维持基于传统的宗族形态。这种对立在县一级活动中也同样存在。
  • 摘要：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元论是国际法基本理论的重要方面，它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一元论有两种学说观点:即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亦是国际法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各国的宪法或法律体系中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规定也略有不同。当代美国外交实践具有的两面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有时依据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主张对国际法不参加、不批准甚至退出、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有时又依据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主张对他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干涉。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从美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寻找借口对他国进行直接干涉变得十分困难。这时，国际条约或者国际组织就会被美国利用，又能够披上合法外衣。实际上，为了实现自己的国际霸权利益，美国经常利用国际机制来组织国际行动和控制跨国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充满了自相矛盾”，其在变换采用国际法一元论的两种学说进行实践所形成的矛盾，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
  • 摘要：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政治上推行行政三联制,加强行政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在党务系统上,"党改领袖制",推行总裁制,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命朱家骅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推进党务整顿.开启党务整顿，实现抗战建国，在国民党中央层面，应充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机构与人事;在地方层面，应完善与发展地方基层党组织，将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延伸至各领域。健全党部组织，调整党部人事，根据战时党务情形，调整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机构与人事。大力加强了对省市党部的人事调整。为推进党务，朱家骅将国民党组织发展的触角伸向了各个阶层，尤其注重发展与整顿高校党务，强调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笼络知识分子，先后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人士入党。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整顿党务作风，通过提高县市书记一长的地位，以消除党政纠纷，融党于政，籍行政机构以保证党部经费;通过组织部的督导与视察，以整顿党务作风。但也面临着困难，制约党务整顿有党务工作者待遇差，党部地位有待提高；与蒋介石本人对党务整顿的态度有关等因素。
  • 摘要：本文以1840-1927年间上海钱庄构建的组织网络为例，全面探讨民间金融组织网络的特点、运作、影响等问题，以期能够深化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并对当今民间金融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和借鉴。钱庄通过同业公会、商会等组织把钱庄与银行、钱庄与工商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网络呈现了层次分明、联系多重、动态流动的特点。这张组织网络的运作模式以科层化为发展方向，但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嵌入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之中。上海钱庄在科层化和关系网的共同作用下，既增进了信息沟通，拓展了融资渠道;又增进了人员交流，优化了金融服务，推进了钱业的发展。
  • 摘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东亚糖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关照,试着去分析其变动及影响,以期加深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从手工制糖业自身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糖业的发展机遇也是存在糖业危机、手工制糖业自身的发展性因素限制。历史时期，日本几乎全部从国外输入糖品及制糖技术，明治维新开始以后，尤其是日本占领东亚糖业重镇台湾之后，大力发展本国糖业，并着力向外拓植，进而成为东亚重要糖业强国。其措施是以台湾糖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本国精制糖业，日糖在中国市场上的拓植。爪哇、英国及日本三国糖商之间的争斗，加剧了东亚糖品市场竞争局势，并形成了三糖主导的东亚糖品市场格局。但是，这一格局是以牺牲中国糖品市场份额为代价的，国糖出现了严重的销售危机。在洋糖进口日盛、国糖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均作出了一些抗争的努力。包括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北京政府农商部积极呼吁发展糖业，抑制外糖进口、扶持国糖发展等。
  • 摘要：本文拟选取广东士敏土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依据现存原始档案及文献史料，1934年7月4日省政府采取了旨在保护水泥市场的经济政策，以此作为发展广东士敏土厂的最重要措施:减少政府机关的外国水泥用量并强制命令政府各机关采用五羊牌水泥。强制命令相关地方驻军建筑用水泥均须采用五羊牌。强制省内民用建筑工程均须采用五羊牌水泥。除此之外，广东省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如重新订定代理制度(实行负责代理制)，增加代理佣金;限制贮存士敏土数以防止承建商贮存私泥;订定公价不得抬高市场垄断价格等。广东省营水泥业采取了统制经济措施，达到了“经济自卫”的目的，遏制了外国水泥业发动的倾销侵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利润。广东省实行统制经济并非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从政治和行业私利出发，偏于一省一地，歧视别省别地，从而产生经济割据的结果，而这完全是和全国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背道而驰。
  • 摘要：本文对软实力的理论进行分析，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四种资源:文化、制度模式、外交政策、信息渠道。对当代中国的吸引力进行评估，包括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中国的制度模式吸引力、国家形象吸引力。对当代中国的感召力评估，包括话语权能力，预见、防范、应对危机和收拾残局的能力，制定国际规则和日程的能力。当代中国软实力的综合评估分析，指出中国软实力整体较弱，但处于不断提高的态势，中国国家形象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反华势力的煽动和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没有形成很好的协同作用，吸引力大于感召力，表明了中国软实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赋予其现代性，继续搞好自身的经济发展，解决好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重视媒体资源的作用，参与引导全球舆论，继续坚持“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 摘要：本文介绍英国贵族在与王室的博弈中影响伦敦的规划和以建筑租赁制度主导地产开发，伦敦的城市规划，随着贵族与王室权力的此消彼长而变化。其间贯穿了两条线索，一条是王室限制伦敦扩张，另一条是伦敦的“自然生长”。贵族则是“自然生长”链上的推助者。伦敦城市开发的快慢，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贵族对土地的使用意愿。在以贵族为主导的伦敦城市建筑开发中，广场的建设是贵族的一大贡献。建筑租赁制度既能够在不违背传统长子继承制和家族严格授产制的原则下，保持贵族地产的完整性，保证贵族在地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又能够让开发商获得相当的利润。这种使双方互惠互利的地产开发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伦敦地产的大规模开发，对其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 摘要：本文介绍英国转型时期重商主义影响下的政府济贫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政府济贫以及费边社会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政府济贫。综观英国自近代以来政府济贫理念的变迁及对济贫法的影响可见，英国自1601年旧《济贫法》颁布以来，政府即开始以国家的身份介入贫困问题，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通过即是在政府自由放任思想的主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要尽量少地干预经济，政府没有责任要对社会的贫困问题承担救济义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兴起，认为社会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其中政府应当承担救济和干预的责任。由近代英国政府济贫理念的转变及对济贫法的影响可见，政府理念对济贫法有着莫大的影响。
  • 摘要：本文以斯蒂芬·波拉德之死为研究对象，分析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医生权威的形成。临床医学的诞生，代表一套新病理解释与诊疗标准的产生，它们与解剖学互为支持、并行不悖，一起将病人排除在医疗之外，并在另一层面上将病人也用为临床医学研究的教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病人对自己疾病的陈述被其自身的症状和医生的诊断所代替；医学用语的有意变更。临床医学需要更多更隐蔽的东西才能更妥善地践行自己的诊疗原则和建立稳固的权力和地位—慈善医院就是可以很好地为临床医学的建构提供隐蔽支持的机构。慈善医院搭建了穷病人、外科医生、医疗教学与诊断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国家医疗救助的形象得到了良好的塑造，也会使得国家管控穷人的意图在正义、光明的幌子下得到有效的践行。
  • 摘要：自1796年开始，卡梅哈梅哈开始在夏威夷逐步推行政治革新，这一举措与他在宗教、一经济和文化上的措施一起被，夏威夷本土历史学家卡马考称为“卡梅哈梅哈的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以“虚主制”为基础，卡梅哈梅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在夏威夷传统上，统治权与土地制度密不可分。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上，卡梅哈梅哈一世改变传统模式，听从约翰·扬的建议，部分仿照英国政治模式进行设置。随着贸易商的到来，夏威夷人通过实际参与到贸易中，逐渐更全面地了解、并进而试图追求和占有这些物质力量，由此促进了群岛经济发展，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农业上更大的变化还是农作物种植种类和畜禽养殖种类及规模的变化:一些新的动、植物种类被引进，并开始集中大面积养殖或种植，以用于交换。檀香木贸易的出现是王国贸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夏威夷从只是作为世界贸易的服务者转变成世界贸易的真正参与者，作为供货方出现在跨太平洋贸易中。通过贸易，主要有两类产品被白人大量输入夏威夷:作为战争物资的枪炮和弹药;作为生活用品的布匹、衣物、厨具、床，以及镜子、梳子等其他各种小件日用品，欧式的房屋也被引入。物质力量的冲击首先造成了夏威夷权力观念的转变。权力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酋长阶层对权力现状认识态度的变化，还改变了夏威夷人的生活观念。
  • 摘要：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包括所有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方式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的群众性抗争行动。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时期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是指，19世纪后期在西欧兴起的那种主张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来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弊病的大众性集体抗争行动。欧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依据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之中。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不具备历史条件，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者已经认识到了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调控实力和手段。进步主义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国己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并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扩张逐步迈向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和西欧发展的历史条件己有很大不同，两者兴起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美国依靠后发优势，得以大量借鉴西欧比较成熟的社会调控手段。美国的海外扩张以及迅速崛起有利于缓解国内矛盾，可以视为社会调控的延伸。
  • 摘要：本文介绍爱国卫生文化宣传活动的发起过程以及卫生文化宣传的主要形式、方法，卫生文化宣传是爱国卫生运动中开展广泛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开展卫生文化宜传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的力量支持，在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这方面的依靠力量主要有专业宣传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宣传力量的构成。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文化宣传活动，其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宣传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政治色彩，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形象生动，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宣传力度大，教育覆盖面广，效果明显。卫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实践中起到了将国家政策推行至社会基层的助推器的作用，也扮演了社会动员的角色。
  • 摘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私塾勃兴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态度，彻底整顿私塾，清理教师队伍、处理私塾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与管理方式、规范教师收入、限制招生。教育行政部门从规范办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出发，开展对私塾的整顿，是有必要。由于这一时期的整顿受到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教育部门对农村的斗争形势有所夸大和拔高，片面追求政治正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农村小学实际情况，整顿过程中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 摘要：本文介绍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与外籍引水特权的取消和引水立法与外籍引水的限制以及国民政府统一引水管理、外籍引水雇佣与解聘，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积极抓住有利时机，与英美等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取缔外人在华特权，其中包括引水特权，中国江海引水主权亦从法理上得到恢复。当然，在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外籍引水人员依然存在，并在上海等少数港口继续把持引水权，这不利于引水权的彻底恢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逐步改变了这一局面。到1947年底，随着上海港引水管理权移交航政局管理，外人把持中国江海引水事业的历史结束，惟外籍引水依然存在，尽管其特权己经不存在，但仍反应了国民政府收回引水权的不彻底。
  • 摘要：本文介绍无国之虞，梁启超译介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思想动机以及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认同与分歧，梁启超对国家学内容的增补表现出对伯伦知理政治学说的态度由存在分歧转向基本认同，细察梁氏的取舍，可知他保留了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关于国家性质的知识，而舍弃了伯伦知理关于政体的主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梁启超急于传播国家学说以期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另一方面却并不认同伯伦知理主张立宪政体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具有强烈的革命共和的思想倾向。
  • 摘要：本文以东亚的视角，阐述了孔教运动是东亚近代的另一种思想流向，简述了儒学在近代东亚的历史命运。指出孔教运动并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韩国的孔教思想和活动也是孔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研究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孔教思想、活动，如果不重视同中国的互动关系，而过分强调其民族性特点，那么得到的结论也必定不是完整的。而这一景象的再现，有助于了解东亚近代的复杂性，而且也看到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并非是一味的败退和接受的被动过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努力和由此产生的本土特点将得不到照明，也将会掉入“东方主义”的陷阱。实际上，“败者”的历史，同样也值得去关注。
  • 摘要：本文将以早期英文外教致胡适的未刊英文书信为主要史料，在结合胡适日记、书信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胡适与英文外教之间的交游网络。透过胡适的这些外国朋友进一步深入探讨胡适的为人和为学，特别是他在英国文学领域的成就与局限:也藉由胡适这一英文学系主事者的活动与记录，揭示学院体制下英国文学学科这一中国近代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与得失。
  • 摘要：本文介绍民国历法科普的基本情况和历法从“天学”到“大众科学”的转变，为了涤除附会于历法上的各种迷信观念和偏见，诸多历法科普文章和专著，皆特别注重凸显历法的科学性及其“计时”的本质，进行有的放矢的纠偏澄清，科学、理性地评估中外历法。在科普过程中，知识界还能配合现实的改历运动，对滞留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保守或者错误的历法观念进行澄清，在“民国初建，骤改阳历，国人奔走骇怪，以崇奉西洋正朔为耻”的社会观念扰攘之际，这种对历法科学性的宣传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能切实地为阳历的推广减少阻力。
  • 摘要：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从文化学的角度，拟对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变迁的关系作一考察，以补充、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介绍近代“闯关东”移民概观和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的变迁以及移民与东北区域语言文字的变异，汉族文化在东北少数民族中传播，被土著民族所接受，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逐渐被同化。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变异。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变异，一种新型的具有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新型关东文化”随之形成。具有兼收并蓄、宽容大度、绝少排他性，东北社会没有建立起典型的传统伦理关系网络，人们的血缘观念淡漠，家族性弱化等特性。指出东北地区对中原文化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等同于关东，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
  • 摘要：本文介绍土地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农村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大变革，革命的运行离不开对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的划分。以土改时期(1946-1949年)的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深入剖析原始档案资料,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土改运动中对乡村社会所进行的"敌""我"划分,邪城乡村土地革命过程中的“敌”、“我”划分，不但由地主与贫雇农对立角度出发的以阶级成分来划分“敌”、“我”，而且乡村农民个体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经济状况、人际关系、个人品格、甚至个人观念等各种因素在“敌我”划分中都起着各自的作用。在土地改革的运作过程中，政权对“敌”、“我”的符号区分，乃是由政治身份、政治态度、经济、人际关系、个人品格、甚至个人观念等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 摘要：本文无意于全面分析维新派内部的矛盾纠葛,仪从"康党"与其他维新派关系的离合这一主线入手,分析维新派对"康党"态度的前后变化、"康党"的主要特征及双方关系离合的原因,从而窥探"康党"与维新派关系离合的双重影响.指出“康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更近于旧式的文人结党。自身的变法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过于激进。
  • 摘要：本文介绍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工合的发轫及其原因，从宏观上讲，战时国民政府对开发西部持积极态度，抱着建设西部经济国防线，满足军需民用的目的，工合自然受到其一定的关注；从微观上看，工合是对战时西北工业的有力补充，战前西北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机器和钥铁等重工业，受资金短细、动力不足、交通不便和人才匾乏等因素的栓桔，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一些大资本家也不愿冒着风险在此投资。战时西北工合的主要事工是组建各类工业生产合作社，救济失业民众，支援抗战，培育地方经济。开办妇女纺织训练所、妇女合作社、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工合小学以及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纺毛工作，除了识字外，讲授合作理念、抗战形势和妇女权益等问题，妇女们的爱国热情、求知欲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逐渐萌发，工合不仅要建立西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同时将改善民生，重建当地社会，举办医疗卫生事业也作为工合的重要工作。他们本着“为了促进大众健康，保障社员的福利;更为了推进卫生事业，施行预防疾病”的目的，积极创办工合医院，为民谋利。战时西北工合运动的开展，众多机构出现，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了国家负担，极大地支援了抗战。一系列新观念的注入，对亲身参与工合的群众，给了一定民主教育和思想启蒙，且对西北地区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予以冲击，对催生西北社会向着近代化迈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摘要：本文介绍外洋军火需求与洽谈定购以及军火验收、转运以及稽私，从档案中可看出，早在光绪元年盛宣怀任职招商局时就已参与军火贸易。不过，由于财政困难等种种因素，军贸经费严重不足，且效费比极低。导致西洋武器的引进在质与量上都没达到预期目标。在盛宣怀看来，新式军火只是军队实力的一个方面，对西洋武器的操作熟练程度，尤其军心是否稳固才是根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批西洋武器进入中国，最直接的效果是中外武器的差距不断缩小，体现在军工制造、战时武器供应以及中外武器的总体性能上。军工厂制造能力大幅提升;战时武器供应基本满足;中外武器差距不断缩小。
  • 摘要：本文介绍1905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分为两路,一路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察政治大臣,称之为载泽考察团;一路以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察政治大臣,称之为戴、端考察团.考察团首要目的是考察各国宪政制度,为清政府能否乃至如何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记录了各类书籍编译、出版过程。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及流传等原因，载泽考察团编译的67部书籍或许并未全部留存至今，并对这些留存下来的若干部书籍择要介绍，包括《译书提要》、《日本统计释例》、《日本议会话法》、《日本政治要览》、《日本官制通览》，大体可以了解载泽考察团对宪政的解读。简述了载泽考察团编译书籍的影响。
  • 摘要：本文介绍了诉讼程序变迁，清末各级审判厅的建立，立刻面临己设和未设审判厅区域不同类型案件的管辖问题。在全国首批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开办之前，法部将奉天办法推广全国。确定商事诉讼办法，清廷谕令各省增设劝业道，专管全省的农工商及各项交通事务。各省劝业道先后成立，渐渐承担起覆审不服州县判决的商事诉讼上诉案件。涉外诉讼，要在全国开办各级审判厅实现司法独立，在国人的观念上，亦与收回法权紧密相联。自然在审判厅的人员配备、程序设计上会向国外看齐，并为收受外国人诉讼做出相应安排。招解制度(或谓逐级审转复核制度)是徒及其以上罪行的审断方法。新式审判逐渐展开，招解制度也随之进行了改革。已设审判厅地方的死罪人犯不用解送到省城覆核:未设审判厅地方，各州县问拟的徒以上的案件，只须押送到本管府和直隶州覆审即可，距府、直隶州、道非常远的地方，徒以上的犯人不用解送，由府、直隶州、道委派人员到该县、州、府等地覆审:只有一些案情复杂的案件，才由提法使司下令高等检察厅将涉案人犯提解到省城，移送高等审判厅办理。原先由行政一权独大的国家体制开始转变，司法审判由行政官和司法官共同办理的过渡形态逐渐形成。
  • 摘要：本文介绍青年党军事运动的发轫，建党之始，青年党的若干重大政治话语体系与国共两党并无多大区别。虽组建于国外，但却“没有国际做背景”;又反对中共对底层民众的动员与依赖，主张“全民政治”。党员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少数的农民、工人与商人。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全力走上层路线，寄希望于军阀;完全没有底层民意基础，没有亲近自己的底层民众。阐述了青年党与吴佩孚的军事合作和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的军事运动，在内外交困下青年党路线的被迫转向，青年党不得不选择“放弃革命，改走宪政”的道路。达到与国民党分享政权和实现宪政的目的，将决战之地由“疆场”青年党冀望党派合作，向“议场”转移。
  • 摘要：本文以英美两国的情况为例来分析近代到20世纪全球史视域下的科技人力资源跨国流动问题。介绍了英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历史得失和美国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地位的奠定，指出20世纪的前半期，国际移民成为世界各个地区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随着移民的流动数量增长以及新的流动方式出现，其重要性在21世纪势必还要继续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失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流失。因为发达国家人才在向其他发达国家流失的同时，也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才。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交换中，发达国家往往是人才收益国。即使如此，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对其人才流失现象也十分担忧和重视。另外，亚太地区近些年来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扩大。这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回流;另一方面也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甚至也引起了发达国家人才的浓厚兴趣，这些人才也多是以临时工作为主。因此，亚太地区内部以及亚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才循环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人才循环成为新的人才跨国流动模式。
  • 摘要：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有很好的机会转入"宪政".此即"五五宪草"的拟定与公布.此宪草之拟定自1933年2月起到1936年5月公布,历时三年多,前后七易其稿,其态度之认真与程序之复杂,不能简单予以否定.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国民政府的这段立宪经历一笔带过,或对"五五宪草"的评价有欠准确,大有重新认识之必要."五五宪草"的起草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宪法草案"初稿形成时期，1932年12月，孙科被任命为立法院院长，1933年1月就职。重归国民政府的孙科立即把“立宪”提上了议事日程。提交立法院审议时期，《宪法草案初稿》于1934年3月1日起，向外界公布，以寻求舆论的批评与建议。结果引起激烈的议论，外界对“初稿”的批评甚是严厉。提交国民党中央审议、公布时期，宪法修订的过程中，国民党的意志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的作用。
  • 摘要：本文介绍蒋介石“宗族论”的提出和国民党外对“宗族论”的迎拒，蒋介石的“宗族论”并未取得成功，原因相当复杂，可从法理依据、新疆问题、美苏施压以及非汉族的实际态度等四大方面分析。指出蒋介石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不顾早己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的既成说法，忽略各小民族大众自身原有的民族身份认同实际，这无异于简单粗暴地否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己经取得的原有“民族”资格，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
  • 摘要：铺保,顾名思义,指以商铺名义为他人做担保.清道光朝以来,铺保是北京民间房地交易过程中所采用的担保习惯,除了加强对城市商业市场的管理外，道光年间，民间房产投税或交易时，铺保亦参与其中。民间以房抵押借贷银钱时，有时亦需加盖铺保水印，方准成立契约。铺保亦可见于房屋租赁契约中。铺保的担保条款被直接写入契约，形成一套形式相对统一的“套语”，直接规定所承担的职责，这就类似于契约法中的标准条款，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在民间房产交易而言，民国时期，觅取铺保不仅仍是民间习惯的一种，出现在铺底契买卖、租赁、借贷等契约中，同时，官方在管理民间房地制定规章制度时，铺保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写入其中。表现在房屋建筑和投税，房屋租赁，抵押借贷，铺底转移等。对于债权人来说，一旦出现违约行为，按照契约条款，有权追究铺保责任。对于铺保来说，因由债务人不能履行责任，被告至法庭，其连带人责任无法推卸。按照北京习惯，契约期满解约时，铺保要被收回，以免被承担额外负担。相对于人保而言，由有固定资产、相对稳定的商铺来承担担保职能，为城市社会的房产交易增加了一层保障，但铺保在很大程度仍然基于民间习惯中的人情和私人关系网络，这可被视为官方沿用传统管理城市社会的重要例证。
  • 摘要：本文以福州港为例，近代福州港向外输出的商品包括生产性原料及农副产品如茶、木材、笋、蔬菜、干鲜果、樟脑等，手工业产品中也只有纸类一项得以名列出口商品的前列。自开埠后，福州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以茶叶、木材和纸张为主，三者常年输出值约占福州港出口商品总值的70%以上。因此考察这三大类输出的来源地有助于确定近代福州港的腹地范围。在沟通中国南北沿海贸易的基础上，通过特定政治因素的变动，成功地联结了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并借助对台优势，奠定了福州港在明清两代国内的地位，海洋及其联系的亚洲部分，似乎成为了明清福州港繁盛时期的有效腹地。福州港的南北中转功能，在香港、上海两在中心崛起之后，福州的居间位置变得不再是优势所在。在远洋航运手段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一般船只并不需要经福州中转。再加上福州港口条件在近代不见改善，使得港口基本功能不完善，进而使福州口岸城市的发展长期止步不前。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港口城市而言，其在近代变迁的根源显然不能以“开埠-通向更大的国际市场”模式一言蔽之。
  • 摘要：本文介绍中国农村经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具有两种危机，内在的危机，是传统农业在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产生的变革危机;外在的危机，中国已经卷入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经济的波动会影响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危机引发思考，寻找危机的根源及解决之道，当时民间和官方大体上有三种思路:民间知识分子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官方的立场。国民政府的财税政策应对，制定中央政府的财税政策。加强地方政府的财税整理。从国民政府公布的资料来看，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制约政策落实的因素或政策的负面性仍然突出，体现出复杂的矛盾特征。
  • 摘要：本文以1935年初国民政府对中交二行的改组为中心，试图透过这一当年乃至事后都被作为危机处理的事件，在尽可能重新发掘、认识资料的基础上，对1930年代中期经济金融运行格局再作探讨。1928年6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即决定筹组中央银行、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后又对中国、交通银行进行改组，是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国家银行信用来救济经济恐慌。此种政治策略运用于经济问题的解决，绝对属于国民政府的高明之举。从金融恐慌的发生、救济，到银行改组、发行统一，国民政府抓住救济这一环节，名正言顺地推行中央银行制度、实现金融统制，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救市的目的，借此笼络人心，改善与工商界的关系，又顺利实现控制金融的意图。国民政府以政治切入经济，通过解决经济问题实现政治目的，可谓使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
  • 摘要：本文介绍中世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与英王之间的借贷关系连续而又持久。12世纪初至15世纪末，双方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中断过。原因在于: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在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新政治制度中的各种新举措，如职业的、领取薪捧的官僚阶层，雇佣军队等的出现，导致政府支出骤然增长。依据中世纪的传统，国王应该“依靠自己的领地生活”。意大利银行家在提供借款方面，向来奉行“没有大量稳定的收益作担保就不能提供大量的借款”的原则。因此，为了获取他们的贷款，英王也不得不考虑开辟新的税源:羊毛关税以及整个间接税体系的建立便是明显的例证。 另一方面，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之所以愿意向英王提供借款，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借款所得的利息或是由此而来的某些特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借款是他们维系与英王友好关系的保证，这对于维持他们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国际银行体系的平衡至关重要。
  • 摘要：本文采用全球史视野，顺应西方学术界“眼光朝下”的学术研究趋势，利用基层司法档案，对中西司法予以重新审视，针对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以及相应的传统中国司法提出了新的认识。司法并不仅是上层人为取得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实行的司法独立，它更多地体现为国家为普通民众所提供救济，确保社会秩序平稳的形式与过程，因此关注基层司法才更能使得以窥探一国司法传统的真谛。本文通过详细论述18世纪英国治安法官基层司法实践，对马克斯.韦伯类型学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其目的在于破除过去学者们对清代司法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理解，反对以形式理性作为衡量基层司法理性的标尺，从基层司法官员司法实践的切实处境入手，总结出中英基层司法具有相通性，这对于重新认识中英司法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本文介绍了朝鲜通信使日常接待礼仪，包括呈物问候礼、相见礼等。地方的接待宾礼，具有明确的官方性质，因此双方为维护各自国家形象、体现邦交的示好原则要遵守各项相关礼仪规范，除铬守差等行礼原则外，在迎送、会面、宴饮、文化交流等活动中的舆服、用乐、仪仗、座次、行止等方面都要按照相应礼仪行事，即重公礼意在重国君。尽管朝、日双方对会面礼节的态度颇为恭谨，但难免也会有失礼的情况发生。详细介绍了幕府将军的国宾礼，包括国宾礼的基本形式，关于朝鲜通信使行“四拜礼”性质。在表面维持“交邻体制”的同时动辄改变礼仪，以之为外交策略抬高自己。而这种貌似同质文化下的彼此认识差异，以及日本在对外交往中的种种机巧性策略做法则是东亚各国文化体认和对外活动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为其一直延续至包括今天的历史始终。
  • 摘要：近代英国投资修建印度铁路，有着非常优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基础，英国国内铁路投资的经验也能为英国投资修建印度铁路提供借鉴，同时英国逐步全面控制印度的内政外交，为英国投资修建印度铁路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英国的投资，主要部分是维持印度殖民当局运转的贷款和修建铁路的贷款。需要政治化倾向下政府担保，服从和服务于英国商业利益的,规模化倾向下扩大投资,逐利化倾向下经济优先.英国投资修建印度铁路，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对印度经济社会产生了双重作用。
  • 摘要：本文介绍近代徐州的灾害，包括灾荒、兵祸、匪患。基本特点灾害连续性，水患危害最烈，灾害使徐州经济破败，生存环境恶化。政府在应对灾害中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措施设立社会救助机构实施贩灾救助，政府组织各种社会救助活动。近代徐州城市灾害的民间社会建立了一些民间灾害救助组织，开展各种灾害救助活动。指出近代徐州城市的灾害救助活动中参与灾害救助工作的社会成员具有广泛性，社会救济、救助活动是全方位、多层次进行的。
  • 摘要：本文介绍美国《纽约时报》对拉萨叛乱事件的报道和对印度在拉萨叛乱后反应的报道以及对拉萨叛乱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反应的报道和对联合国插手西藏问题的报道，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看到，台湾对西藏叛乱持积极支持态度。但美国媒体没有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台湾方面否决了美国提议的支持西藏独立的提议。西藏叛乱前后《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诸多内容与历史事实严重背离，报道范式明显体现了东西方冷战环境背景，部分报道内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状态，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纽约时报》仍然向民众披露了美国政府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冰山一角。对比历史事实与《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能看到这是一个历史真实与谎言的混合体，其政治倾向与冷战国际背景惊人的一致，中国则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被西方妖魔化的新生政权，由此不难理解西方民众为何在西藏问题上将中国置于一个道义审判的“专制”看台上:他们将中国政府解放西藏称作是侵略，将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妄图维护西藏落后农奴制、维持其贵族特权的政治诉求解读为所谓的对专制政府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 摘要：本文以山西省保德县为中心，在充分利用该县地方史料的基础上，辅之以笔者大量口述访谈资料，从家庭、婚姻观念、生育行为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作一探讨。指出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的，而是主要依靠中共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进的，超越了当时农村整体社会发展水平。
  • 摘要：本文介绍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英文期刊，以《中国季刊》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期刊，作为重要的研究载体，从60年代开始陆续创建起来。《中国季刊》的作者群体，通过统计，60年代在《中国季刊》发表研究成果的作者至少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表明其作者来源的国际广泛性。按部门划分，《中国季刊》的作者绝大部分来自著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新闻出版部门和政府部门等。自1960年创刊以来，《中国季刊》连续出版从未间断，其中1960-1969年间共发表研究论文449篇。作为世界领先的学术期刊，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长期占据权威地位，其文章和观点在西方具有较大代表性，也是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历史见证。《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关注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以社会科学为主体，综合性的“区域研究”。《中国季刊》对新出版的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通常邀请领域内资深学者进行评论。
  • 摘要：本文介绍近代法国传教士的入藏传教活动的发端和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藏主要传教活动以及法国传教士传教地域从西藏腹地向藏区边缘的转移，对传教失败原因分析及评价，究其原因，有直接原因是西藏僧俗的抵制；西藏的宗教资本越大，不可能改宗或改教；传教手段错误。法国传教士赴藏传教的性质具有三重性质:殖民侵略性、宗教性、文化性。
  • 摘要：本文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考察在日本庚款问题上中国教育界的态度及影响,弄清楚日本庚款问题的来龙去脉,探析当时中国教育界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按正常程序，美、日、英等国退还庚款，只需与官方合作即可，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掌握教育实权的是各种教育社团，各国在庚款问题上必须得到中国教育界的配合支持。在交涉日本庚款的过程中，中国教育界内部对日本庚款的使用和分配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再加上各团体分头与日本接洽，意见纷纭。中华教育改进社自始至终参与了日本庚款的退还，从热心退还到反对日本庚款，在此过程中其与各方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中国教育界内部复杂关系的投影。
  • 摘要：本文介绍胡适关注颜李学的原因，阐述了颜李学的实用主义以及胡适搜集材料过程和推崇颜李信徒和颜、戴中介。胡适的颜李学研究，较之梁启超，确实有不小的创获，特别是对程廷柞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上，开拓出了清代思想史中的新领域。同时，在戴震学与颜李学二者学术渊源关系方面，胡适也进行了有益尝试，为之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路径与思路。
  • 摘要：本文介绍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专家,蒋廷黻抑林的言论和对《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再解读以及《中国近代史》中再次修正蒋廷黻对琦善和林则徐的评价，指出蒋廷黻的“扬琦抑林”论有其特殊的言说背景、言说对象和言说目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民族主义与对外交往的关系、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建立既顺应世界大势又尊重民族心理的外交格局等问题，都是历史上的老问题，也是直到今天也未能良好解答的真问题。蒋廷黻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尝试。作为思想史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厘清蒋氏“扬琦抑林”论的来龙去脉，指出被误导和被误解的思想的历史，对理解过去和未来也不无裨益。
  • 摘要：本文以以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及影响为例，介绍了吴满有“升起”的特定背景和吴满有形象的建构与宣传，探讨了延安劳模表彰运动的实际功效，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法，也是提高各项生产建设工作的劳动效率，用最少的人力和时间完成较大的任务方法之一。更重要的是，结合“整风运动”的开展，劳模表彰运动根本上要实现“思想上的革命”即纠正过去“劳动下贱”的观念为“劳动光荣”，纠正“穷是命里注定”的落后观念为“劳动致富”思想。这种以劳模为点，从而带动广大群众的以点带面网状式的激励措施和奖赏制度，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通过扶植和表彰劳模群体，基本上达到了动员的预期目的，并因此形成了动员群众的基本工作方式方法，而这些经验教训后来都成为中共开展群众路线和国家管理的宝贵财富。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