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对日态度的演变

摘要

本文以抗战初期《大公报》社评为例，辅以可以获得的相关史料，尝试对张季鸳对日态度之演变略作解读。从报端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少人都感到张季莺及其主持的《大公报》彻彻底底是专为国人“打气”的主战派。反对悲观、鼓吹乐观，不但是张氏抗战宣传的基调，也是他抗战初期写文章时常爱用的词语，更是很多同时代人对他及相关言论主张的观察和印象。七七事变后，张季莺和报社同仁鉴于国力不充、军备不整等实际情况，本其一贯信念，一度主张在不危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无妨就地解决，以免玉石俱焚，为国家保存些实力。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布后，张季莺更重视的，也不是其中应战的部分，而毋宁是最后一分钟也不放弃经由正当外交机关寻求和平解决的希望。和张季莺一样，此时仍有不少人反对扩大事态，而希望在适当时候求得华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尽可能地为国家多保存一份元气。诚如高宗武所言，自己虽然姓高，但是意见一点也不高。持类似主张的这些人后来被称作“低调俱乐部”。仅从报端的舆论策应看，张季莺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斩钉截铁;但私下里，他对交涉解决仍心怀希冀。特别是获悉老朋友、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将返回南京、路经上海时，就更是如此。他非常希望这位身任外交官的老朋友能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