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以高铁运营时间窗口相对较长的京广高铁沿线城市为观察样本,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设,构建了一个高铁开通背景下,内生运输成本与工资的制造业集聚决定模型.进一步,研究利用2000-2014年面板数据,基于准自然试验的假设,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对高铁是否开通这一变量的内生性进行了处理,得到了无偏一致的估计结论.本文研究发现,对于京广沿线城市而言,高铁的开通总体上提高了城市市场潜力和名义工资水平.市场潜力与高铁的集聚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潜力的提升,高铁开通产生的制造业空间布局将逐渐经历集聚加速阶段(第Ⅰ阶段)、集聚弱化阶段(第Ⅱ阶段)以及扩散阶段(第Ⅲ阶段)的过程,但是在此过程中,名义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抑制市场潜力作用的发挥.通过对研究样本进一步分层回归发现,高铁开通对于包括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以及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所产生的制造业集聚效应要弱于其他非中心城市,处于集聚弱化阶段(第Ⅱ阶段).而在城市拥挤成本的“推力”作用下,产业扩散的力量将逐渐成为主导.可以预期,随着高铁开通的时间推移,扩散阶段(第Ⅲ阶段)将逐渐呈现,中心-外围格局将会得到一定的调整,高铁开通带来的区域一体化与经济收敛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由于非中心城市工业化尚未完成,将依然处于集聚强化阶段(第Ⅱ阶段),劳动要素向城市流动的激励更强.因此,新常态下,借由中国高铁这一高端装备制造的名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速推进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降低落后产能,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成为本研究的直接政策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