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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

第七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9-04-02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第七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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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时间大约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中晚唐五代宋初)。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时间上相差千年以上，地域上一是整个国家，一是西北边陲之一角，似乎很难进行比较。但是先秦文学与敦煌文学有很多共同点，对这些共同点进行比较分析，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提供鲜活的材料，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
  • 摘要：人对人自己形象的描绘，一直是美术学研究的对象。当人对人自身的形象能够有能力进行模仿或表现时，人的自我意识便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多数的时候，人是按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神灵的形象，因为除了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想象神灵，人类不知道还有什么形象可以描绘人的崇拜与敬畏的神。美术考古揭示了人对人自身认识的历史过程，显示了人逐渐摆脱动物性的漫长经历。
  • 摘要：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非常强大的朝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自纪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全国后，社会逐渐安定，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物产丰盈，经济繁荣，国家日益富足。经济上的发展、军事上的强盛，必然带来文化上的繁荣。在汉朝前后四百年的时间里，在汉朝肥腆的疆域上，孕育着汉赋、汉画这两朵绚丽之花，汉赋与汉画是一个朝代文化艺术形式的杰出代表，尽管她们表现的方式不同，但是她们状物叙事，铺张扬厉的艺术风格，赋中有画，画中有赋，处处显示出一种姊妹艺术的精神。“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汉赋本身具有“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特征，同时具有一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吞吐大荒的气象，“画是无声诗，诗为有声画。”以至于今天我们研究汉赋离不开汉画，研究汉画离不开汉赋。
  • 摘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与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 摘要：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 摘要：汉代祭祀五帝的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真正改变以五帝为尊的祭祀格局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汉武帝祭祀的时空观念是在与阴阳五行的结合中形成的。从《郊祀歌》吟咏五帝的顺序看，最早的吟咏对象是中央之帝，排在最后的是北方之帝。如果按照祭祀时间排序的话，最早的祭祀对象应该是东方之帝。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率先吟咏中央之帝的排列秩序是有深意的。汉代改制的中心环节是以土德服膺天命，中央之帝居中，色尚黄，当土德之运。汉家改制的目的是证明新王当立，新王当立是与土德当兴联系在一起，这样，在礼乐中将中央之帝列为首祭对象乃是出于改制的需要．
  • 摘要：《周南·螽斯》中有一句宜尔子孙振振兮的诗词，毛〈传〉谓振振是仁厚的意思。朱熹(集传)则以为振振为盛貌。其后学者多从之。另〈螽斯〉一诗孔〈疏〉谓之兴体，朱〈传〉以降学者则多解以为比。本文以为释诗为比、为兴，攸关诗篇词句之说解，试从诗篇结构、比兴以及振字之本义，稍论述之，以为解振振一词为盛众。固无不可，从毛〈传〉作仁厚之意，也尤其可取之处。
  • 摘要：朱熹《诗集传》释《郑风·子衿》之“青青子衿”，有云：“青青，纯缘之色。”至少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率以为“纯缘”系“纯绿”之误，诸多《诗集传》整理本甚至径自改为“纯绿”。本文认为，认定朱熹将“青青”解释为“纯绿之色”，实际上是对朱子的严重误解；径自把“纯缘”改为“纯绿”则既误解了朱子，又背离了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从版本方面看，《诗集传》作“纯缘”并不是某些本子偶然出现的讹错，因为现存《诗集传》最重要的本子以及元、明、清时期诸多引录或演绎《诗集传》的典籍均作“纯缘”；而从朱子的整个诠释来看，他毫无把“青青”解释为“纯绿色”的意思。硬把“纯缘”当成“纯绿”，看来只是一字之差，却隐藏着文字训诂、文献考证(包括版本校勘)以及制度诠释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在古籍整理方面堪为鉴戒。
  • 摘要：由于民以食为天乃人类之基本生存法则，三礼之中更多载其要：《礼记》指出『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所存，而且饮食之事更位居八政之首；《周礼》以为五礼中所赖以亲和万民之用的嘉礼。乃以饮食之礼总领其事；《仪礼》之中，更有乡饮酒礼等诸多专篇详载其事。至于系属正乐之歌的〈雅〉，多与朝政活动有关，其中尤以反映君臣互动的〈小雅〉宴飨之诗最具特色。职是之故，本文选取宴响之诗为讨论对象，结合礼仪制度之应用，探讨饮食之礼中的君臣互动关系，检视其是否可与嘉礼所载之功能相契合。全文之进行，于前言之后，先论周代饮食之礼的类型与特色，然后再依据诗文所载，推测该礼仪运用之目的与情形，大体将其分别为偏重官方正礼形式，或者偏重私饮酒礼形式者两类而论述之，且于此两大类之下，另细分为彰显盛世君臣互动以及呈现衰世君臣互动关系之两小类以论之，藉以检视该饮食之礼所达成之政治功能。最后，再提出简单之结论。
  • 摘要：原初楚声音乐与《今有人》所属的相和歌存在密切联系；二分节奏的楚辞“九歌”句型“ΟΟΟ兮ΟΟΟ”，通过对“兮”字的置换、改用叠词或联绵词、在“兮”字之前某个位置增添一个字等三种途径，实现向三分节奏的“ΟΟ／ΟΟ／ΟΟΟ”七言句型的转换；楚辞体中的另两种句型“ΟΟΟΟ，ΟΟΟ兮”、“ΟΟΟΟ兮ΟΟΟ”,也是产生七言诗句的渊薮。七言诗源于楚辞体，可以在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等早期七言诗的形式特征及其演进发展中得到验证。
  • 摘要：从一到十的宇宙数字，不仅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也从阴阳消长的能量作用，推算出社会与人事的吉凶祸福。数具有着丰富的抽象意涵，比如天数与地数几乎概括了天地万物的变化之道，甚至可以说道就在数中，或者就在参天两地中，是以地败二与天数三作为宇宙创生的根本原理，在天地人三才结构中去推知各种阴阳消长的现象，可以涵盖宇宙各种演化的规律。数已不是单纯的计量单位，是带有着观念推理的义理系统，从一到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与思想体系。最重要的是数还带有着通神的象徵功能，可以感通鬼神之德，与神圣世界相沟通，能预知吉凶之兆来化解灾祸之难．在文字漫长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有关数字的思维必然愈为精细与丰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周易》数字背後特有的思维系统。本文是奠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追究《周易》数字符号意涵下特有的宇宙意识。
  • 摘要：德国着名哲学家卡西勒曾说：语言的最初，并非纯然出自摹仿；相反的，大多数语言的意义是出自意义的赋予。大和出於《易传》，其意义根据历代的易学家的理解与解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道德修养论的层次：表示保持和顺，达到最和谐的状态。王弼及孔颖达主张；(二)、宇宙论的层次：表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朱熹主张：(三)、本体论的层次：等同太极的意义，表示形上最高的本体。张载及王夫之主张。由此可知，大和的诠释，是朝向本体化的发展。尤以王夫之对大和的诠释，是极为完整和全面的，其大和思维体系可分成四部份--大和就是实体，是最高的本体，等同於太极；大和寓含阴阳二气，是阴阳綑鰛之气的合一体；大和具有无形性、绝对性及无限性等属性；大和寓含道德本质，下学上达，以臻於天人合一。职此之故，大和本质特点为：其一是解读《周易》，必须经传分观，大和是根源於《易传》。其二是概念的意义，出自诠释者意义的赋予与创造。其三是本体的诠释，是世界观点与形上本体的结合。其四是诠释的解读，是不息的创造与昇华，是发展无限的。其五是大和与阴阳气结合，理气同构；并寓道德本质属性。其六是大和的和谐本质，具有极高的价值意识，是不可忽视的。
  • 摘要：《左传》中的引《诗》保留了春秋时期《诗经》学的重要资料。引《诗》者在引《诗》带有阐释的的成分，不同引《诗》者对相同作品的解释往往是相同的，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的《诗》义来源。《左传》引《诗》中的阐释有训诂式、概括《诗》旨式和寓阐释于评论三种主要方式，反映了春秋时期释《诗》方式的变化。从《左传》引《诗》还可以看出《诗》义的历史变化。《左传》引《诗》直接影响了早期儒家的《诗经》学。
  • 摘要：老子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初期，呈现出许多方法论上的新开展。除传统评点以训诂考据或义理着眼，也参入西方哲学式的诠解，晚清以降的佛学思潮，亦影响着诠释。当中援佛入老，以佛解老除展现佛学为本，印证佛老义理不二的态度外，何以会通，及如何安顿佛老板系的定位，不但开启了《老子》交融于其他学术的可能，也表露出时代特质与诠释者的学术涵养。马一浮系当代大儒，由于学术态度倾向传统，为能否定位为当代新儒家一员，留下悬而待解的争议。他的《老子注》三十二章乃未竟稿，出於《蠲戏斋杂着》，为其学术思想转型时期的作品。本文试图从本体观，功夫修养论，援佛入老，以佛解老的解释趋向之三方向，了解当时他对于道家-老子义理体系的建构，进而作出以下四点结论：一、不空不假，以中道观为本体：二、世相缘起，解脱止观为工夫；三、即悲即智，离俗知以修悲智；四、佛老不二，圆融会通为目的。
  • 摘要：西周自昭王至于宣王，每有对边地人群的战争，在东南多为淮夷，在西北则常是系玁狁。此已为大量出土铜器铭文所证实。《诗经》的周、召“二南”中，有与征伐或抗御上述两方面敌人的征战相关的诗篇，似乎尚不为人所注意。这些相关篇章，在《周南》部分有《兔罝》、《麟之趾》、《汉广》和《汝坟》在《召南》，则有《草虫》、《殷其雷》，合计六篇。
  • 摘要：周代人朴素阴阳观、神秘天人观的哲学思想对《蟋蟀》“蟋蟀”意象的营造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岁末腊祭礼的狂欢活动及祭鬼神和正齿位的仪式给蟋蟀铸入了及时行乐和生命忧思的文化心理内涵。文化环境催生了蟋蟀意象，这一意象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毛诗对“情”与“志”的认识，体现了对自然人情的排斥，对道德情感的尊重，是立足道德情感的“情志合一”论，而诗教的力量，体现为道德情感对人心的风化感动。这与思孟学派对道德情感的深入认识,有着显著的思想联系。本文联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五行》，以及传世的《孟子》、《中庸》对此进行了分析。毛诗“以史说诗”的美刺说，与思孟学派的政教观念也有值得注意的联系，本文基于这种思想联系，对《毛诗序》“以一人之事系一国之本”以及“四始”rn等说法，做出了解释。
  • 摘要：本文总体上，寄望于对己有的考辨有所整理之除。其次，在相同论题中，从不同角度出发。因此，全文章节将从作者问题论起，站在作者为屈原的前提下加以分析。第二章谈其文体，此虽非必要项目，但若能有所说明，则有益于对文章内涵的深入了解。第三是文章分析，将徙文章羲法见文章的全面，而非由修辞淡文章，只限于比喻效果、封比的激化作用、字句形式、排比堆叠等的说明。最后即屈原思想分析，此部分将不落在情感的说明，人格的分析，命速的哀叹。而是在屈原情志之探究，更在意于从儒、道道德思想，作屈原情志的再试探。
  • 摘要：两汉以来训解注释古籍，传、注、疏、音义、章句等，对原典形、音、义的阐发，通常使用散体、散文，鲜少刻意以齐整句法或韵文为之，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一例外，值得特别提出讨论。本文条列《楚辞章句》一千余处齐整句法的注文，分析出其中确有以韵文形式表达的意图，但也观察出这种以韵文注释韵文的方法，在《楚辞章句》中缺乏系统性与规律性，从章句体例应当一致上说，似乎也凸显了全书的缺失。
  • 摘要：清代乾嘉时，硕儒辈出，扬州学者，蔚为通儒--焦循，博通群经，不为考据而考据，主寅证与贯通，倡研经以自得其性灵。一生好学深思，以证之以寅，运之以虚的治学精神，专力于治学中。经学以训诂入手，而求义理通达，於《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都有着疏与补疏。难得是焦循不是仅仅作各经传注疏，尚以通变神化之理，贯通各经典中，尤喜以《易》理解经，如：《孟子》深于《易》、《礼》以时为大、以《论语》释《周易》，无不了然明白等等，然究竟有哪些经典是焦循以《易》理诠释、论析的，则是本论文所欲探究的。又焦循以此法解经，是否可行?则亦是本论文所欲客观评论之所在。
  • 摘要：关於王弼注《易》，历来评价不一，或谓之援老入《易》、祖尚虚无，或谓之费氏家法，简当而无浮义。取王弼《周易》注而观之，礼法仁义、无为谦让相关论述兼而有之，形式上可说兼采儒道二家。从学术源流而言，儒、道的区别应在于礼的态度，儒家维护礼乐而道家否定礼乐。然此一界限自汉世已逐渐模糊，王弼《易》注兼收礼玄，可谓此风之承续。也因此，从形式上的词语判定王弼易学玄学化与否，恐成仁智之见而不易有定论。玄者，元也，本体也，故而玄学即本体之学。唐、牟二先生不约而同对王弼易学与老学的纠葛皆有相关剖析，也都从本体论的角度切入；就哲学论哲学，判别《易》、《老》之相异处，可谓切中肯綮。二位先生对於王弼《周易》注的诠解及评价攸关对《老子》的理解，因老学观点之歧异连带对王弼易学态度亦颇异其趣。牟先生对王弼《老子》注语多赞赏而对其《周易》注语多指责；唐先生则反是，对王弼《老子》注颇不苟同，而对《周易》注则多赞其哲学意境。但无论如何，二位先生所述王弼易学中的玄理，已不仅是礼玄对举之玄义，而是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 摘要：《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弒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 摘要：《庄子》独特的话语方式来自“寓言”、“重言”和“卮言”。其中“卮言”和“寓言”是两种古优的滑稽表演形态，由此而形成的“优谏”是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现方式。“重言”则指权威性的“语”及以其为中心的阐释结构，以《老子》的文本形态为代表。《庄子》认同古优以独立之精神游戏人间的行为方式，也认同其于荒诞不经中往往谈言微中的话语方式，同时还继承了以《老子》为代表的表述传统，由此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可以说，“优语”和“重言”既是《庄子》的话语资源，也影响了其文章的结构方式。
  • 摘要：从源远流长的庄子学史来看，最受治庄者关注的主题就是庄子逍遥义，其阐释指向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换，使人真有应接不暇之感。如西晋郭象以“适性”为逍遥，东晋支遁以“明至人之心”为逍遥，两宋治庄者多以合于阴阳变化为逍遥，其后罗勉道、觉浪道盛、方以智等又以“化”字或“乾”卦解逍遥，清代学者则多倾向于执“大”字以释逍遥义，真可谓异旨殊调，递互而出，而关于逍遥义的千言万谛，至此也就归并于以“大”为逍遥的基本指向。
  • 摘要：“使秦”是韩非政治活动很重要的方面，前人多认为韩非生平中仅一次出使秦国--也就是他客死秦国之行。这种看法是值得讨论的。综合《本传》以及《史记》之《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年表》《李斯列传》，《战国策·秦策五》，《韩非子》之《初见秦》《存韩》等材料，可以考证出韩非曾两度出使秦国：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李斯说秦王“先取韩以恐他国”,秦王使其谋虑下韩之策，韩王安深以为患，于是和韩非“谋弱秦”，商量自救之法，其计划之一便是派韩非使秦以图“存韩”；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即《本传》所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入秦后曾与秦廷重臣李斯、姚贾等有过激烈的斗争，终遇害。韩非两次使秦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保全祖国，这一点对于理解其爱国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 摘要：先秦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一变为充满譬喻故事之论辩。《韩非子》之《说林》篇、《内外储说》篇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内外储说》篇是韩非写作的重要篇章之一，其中“一日”所记载的异闻传说，都是与其相对应的经文、说的正文故事同时写作而成的，并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一日”之异闻作为“未完之稿”而产生、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了韩非对于譬喻故事的特殊兴趣，体现出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口传性，而且还透露出“譬论”文体(早期小说)诞生的重要根源。
  • 摘要：上古时期，文学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以文体又常指文章的体裁。古人认为，文章之体，起于“五经”。先秦散文，在通行的文学史中通常把它分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或者称为先秦叙事散文和先秦说理散文。其实这只是粗略的分法。我们细看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在散文这个大的文体内部，又包含着各种文体形式。
  • 摘要：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为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徵引前人的佳句；一是援用古人的事证。《左传·昭公十二年》即记楚灵王伐徐，子革(郑丹)即使用周穆王接受了祭公谋父的诗谏，阻止其周行天下的放逸之心而终能善终的事例，以讽谏灵王的好征之心，为周穆王作为事类以说理的典型。本文即拟探讨中古叙事，包括杂史、论说中如何运用周穆王好游的事例?比较其如何接受古史的记载?又有何变异?而其中又涉及了怎样的修辞思维?从而检讨事类与隐喻间的关系。本文首先从第一部以周穆王为叙事主体的《穆天子传》，乘坐八骏马车西行至崑仑丘，与西王母会面，并互赠礼品；后又周游域内，并为美人盛姬举行盛大丧礼的记载入手解析。
  • 摘要：所谓“象喻”，即指借助具体的物象喻说某种事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虽然这一术语出自印度佛教，但却在中国本土渊源深厚，甚至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的根本运思之法。所谓“穷理析义，须资象喻”。面对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立足于本土象喻思维和实践，借鉴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中国先秦文学的言说方式进行还原研究，以建构全球化与本土化双轨运转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摘要：发生，是一个过程。产生，是经过发生的过程而最终得出的结果。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阶段。一个事物的发生，有它的起因，萌芽，苗头，也有过程的酝酿，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没有源头、胚胎，这个事物根本不可能产生，只有源头、胚胎，没有灌注、孕育，这个事物很可能被扼杀、消失在萌芽之中。源头及其灌注、胚胎及其孕育，正是一个事物产生的发生过程。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涉及的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孕育、滋养，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文体、哪些因素对小说的产生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往关于小说发生研究，较多涉及了上古神话、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汉代史传文学等，近年，文献出土让学界注意到汉代俗赋的存在。那么，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是否有关，正是本文拟尝试探讨的问题。
  • 摘要：明清时期辑录的司马相如文集今存7种。本文对其文字进行了细致比勘，发现它们主要以《史记》、《汉书》、《文选》为依据，但各有侧重，不本一家。诸书或广蓃佚文，或益以校勘，或撰写题辞，或附录参考资料，辑录之功，实不可没，但亦有阙漏或谬误之处。其功过得失，值得我们去总结、继承、完善。
  • 摘要：诏策，是西汉一种重要的文体。西汉二百余年，保留下来的诏策文章数量颇丰。西汉帝王十分重视诏书的写作，诏策多为自拟，汉武帝还曾请司马相如等文士为之润饰给淮南王刘安的草稿。对于帝王的师受情况，多有记载。西汉诏策的内容、体制及风格，与帝王所受的教育有关。西汉帝王所受教育，以经学教育为主。那么，西汉帝王从师问学的情形具体如何?帝王接受经学教育的情况与诏策的内容体制有哪些关联?这些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 摘要：《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诗赋略”所收录的图书，在《七略》、《汉志》所收录的六略图书当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与六略所收的《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五大类皆具有先秦的渊源、皆经历过秦朝的“焚书”灾难相比较，《诗赋》大体上是新出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新书”。既然是新书，没有旧贯可依，自然就具有一个图书与学术上定位、分类方面的创新问题。有关《汉志》“诗赋略”的分类问题，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章太炎、黄侃、范文澜、顾实等人的先後递相传述，似乎已经完全解决了。笔者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来讨论，恰恰就是在近人传为经典论断的解释当中发现了疑窦，这一可疑的漏洞其实足以使近人的“定论”不成立。而经反复研究《汉志》本文，笔者试提出一个有关《诗赋略》分类问题的新解释，连带地，亦对《汉志》“诗赋略”下属五种小序之有无的问题发表一个新观点。
  • 摘要：汉末的汝、颍地区以出奇士闻名，政治方面的人才辈出，其中，颍川地区的名士更成为建安时期北方政坛的中坚，尤以荀氏、钟氏与陈氏为当地重要的家族，其家族影响力及于晋代。其中尤以颖川陈氏于汉末起自单微，却于汉末士人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汉末到魏晋之际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本文拟探讨此家族的风格特色，以及其家族成员与当时名士群体及政治上的关联及影响。
  • 摘要：慧琳《一切经音义》，乃为解释佛经字义的语言工具书，为唐代集大成之重要典籍，其集注众经音义的质量，堪称可与《尔雅》、《说文解字》并列。此书记录了大量的异体字，保存了其时代汉字用字情形的特殊性。慧琳于训解文字时，基本上遵从《说文解字》的辞书系统，其以古文释异体字例，反应了汉以后古文的发展。本文即以慧琳《一切经音义》古文异体字例为考察对象，析论其对《说文解字》古文的承继与变革。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古文例异体字，一方面以广义古文观念收字，保存众多异体字的面貌，成为可贵汉字字形资料库，一方面对比《说文》中所录之古文以溯考所见异体字之来源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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