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上）

摘要

本文以王蒙的《布礼》《蝴蝶》与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杨绛《干校六记》、郑念《上海生死劫》，深入分析这两类作家“文革”书写的差异。作为革命组织内部人的王蒙和丛维熙，在书写本人“文革”遭际时，在思想上不能超越其所效忠的革命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在叙事方法上则延续了革命文艺过度抒情的倾向，无法与其所书写的对象拉开距离。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知识、信仰，还是从组织角度看，作为革命外部人的党外作家杨绛与郑念，在书写自己的“文革”经验时，采用旁观者的视角，其故事讲述讲究情感的节制，显得冷静、从容，与“伤痕文学”形成强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