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符号学泛化与文本唯物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趋向的纠偏

摘要

在葛兰西转向之后,大众文化研究逐步蜕化为文本政治学,大众文化研究陷于漫无边界的意义建构,忽视了大众文化受限于制度、经济等物质化基础。大众文化研究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接受和运用,只有继续沿着早期文化研究开拓的文化唯物主义道路,才不会迷失于文本政治的幻象和文本符号泛滥的泥淖。文化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本尼特坚持威廉斯开拓的文化唯物主义去发展大众文化文本学,指出大众文化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是符号表征系统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受潜在的经济物质基础和政府、权力、组织机构、制度等政治因素制约。进而,托尼·本尼特结合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实践提出"阅读型构"理论,从现代文化机构(cultural institutions)的实践和技术方面去研究文本作为文化权力运作的场域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阅读型构"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符号学研究的泛滥具有制衡和纠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