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共同命运:以“白族”族称的协商座谈会为例

摘要

本文依据公开档案,分析了1956年大理地区的一次协商白族族称的“民族座谈会”.作者提出,“白族”族称是一个“名称标准化”过程,它的确定既不是国家权力的决策,也不是学者意见的主导,而是一个由地方精英主动靠拢国家计划的过程.族称的确定可以称之为各种原则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制造共同命运”的过程.这些原则包括“解放”和“落后”的话语、历史根据、避免歧视、易为民族成员接受、符合共产主义价值等.通过确定族称,民族成员的日常知识被陌生化,融入家的共同命运之中,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阈限”阶段.本文无意解构“民族”身份,旨在理解“民族”知识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使用及其意涵,进行知识社会学性质的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