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摘要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苟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