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史研究的新境界——张鸿魁《〈金瓶梅〉语言研究》序

摘要

《金瓶梅》的语言问题,本来是从作者籍贯引起的。几乎所有论者都从考察河汇入手。某些调见于山东,所以作者是山东人;有些词见于杭州,于是作者又成了吴人;可是,有些词又见于兰州,见于昆明或者见于其它什么地方,那又该怎么说呢。语言学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有’易,说‘无’难。”词汇的扩散能力很强,其分布范围很难界定,在没有对全国方言作穷尽性调查之前,实在不敢断言某间只出现在甲地,而不出现在乙地。“杩子”一词,大家以为只可能出现在南方,因为这是吴人习用的器具,山东是不会有的。这为作者吴人说提供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不料一位先生在山东临清一带作了深入调查,征明临清地区从前确有“杩子”存在,几十年以前,女儿出嫁,娘家要陪送杩子。这反为作者鲁人说增加了一条例证。争来争去,大家似乎看到,仅仅根据词汇,很难说明问题,应当另辟暖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政鬓毛衰。”方言语音比较稳定,不同方育之间,语音的区别特征比较明显,至少大方言区之间不至于混淆。有感于此,张鸿魁先生作《金瓶梅的方音特点》（1987）,认为“-m尾并入-n尾韵;入声韵脱落辅音韵尾;浊音声母的清化;舌面音声母的产生;全浊上声变去声”等现象,“肯定为《金瓶梅》作者方音,而不是传刻者方音”。又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