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诗品》的局限性看时代风气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摘要

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短短一百几十年里,不仅诗文盛极一时,文学批评理论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一系列探讨文艺理论的专论、专著和诗文评。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裴子野《雕虫论》、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金楼子·立言》等。其中刘勰“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钟嵘“思深而意远”的《诗品》以及同样具有文学批评价值的,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昭明太子《文选》和著名的《文选序》,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文学的许多见解,在当时和后世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它们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文学观点和审美观念,而且反映出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因此也是后人研究南朝文学极有价值的资料。 上述文艺理论著作,就其主要倾向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着重探讨文学的性质,如《文选序》明确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宋书·谢灵运传论》在阐述“四声八病”声律说之后,宣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金楼子·立言》明白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凡此种种,说明他们对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分较之前人更为深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