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学”到“隐喻学”——在现代德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求索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关联

摘要

“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难题,古已有之.在现代性语境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自觉地凸显了“艺术”与“批评”、“文学”与“思想”、“诗”与“思”之间的巨大张力.库尔提乌斯超越古典罗曼文献学,建构作为一种整体历史视野的“主题学”,据以从语言出发恢复并展开精神世界的结构.布鲁门贝格将“主题学”从修辞学和文学史之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哲学人类学的视野,而建构作为基础、导向和范式的“隐喻学”.布鲁门贝格认为,隐喻以理性不能涵盖的方式,回答那些在原则上无法回答的整体问题,而为本质匮乏的人类导向,增益人类的谋生之道.而“绝对隐喻”拒绝退出直观形象,坚执地保护着本源的丰富性,而作为文学与思想之间永恒忠实的媒介.“洞穴”、“沉船”,是书写在西方经典之中而流布于人类文化历史之中的两个“绝对隐喻”,以否定的修辞吐露了“神话”与“逻各斯”、隐喻和概念之间的盈虚消息.针时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理性的霸权,布鲁门贝格通过铸造“修辞策略”而坚守神话(感性论)的特权,同时又通过建构“隐喻学”而加固了理性(逻各斯)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