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转变的契机——基于1873～1876年间《燕行录》的考察

摘要

虽然中国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但朝鲜执政的兴宣大院君仍固守锁国政策,国内舆论也一直主战.1873年高宗亲政以后,政策发生变化,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在这期间,朝鲜希望从中国得到有关外国情况,但是从张世准、万青藜、李鸿章与朝鲜使行人员的交往来看,中国士人则因顾忌朝鲜国内舆论和人臣外交的嫌疑而相当谨慎,即使坦诚相待,也因大多数朝鲜士人的谨慎和固执而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在韩日修交之后,朝鲜派遣修信使出使日本,从此重视从日本了解外部世界,甚至派遣绅士游览团到日本考察,相反对中国无类似举动,只是选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机械制造而已,恐怕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宗藩关系在这个时候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做出调整,更好地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结果却顾忌重重,因循守旧,埋下了后来宗藩关系终结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