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摘要：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摘要： 《孙子兵法》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清末名臣李鸿章的北洋海防战略,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宣告失败。在其与日本的战略博弈中,“伐谋”上战略重心模糊不定,“伐交”上政策运用片面呆板,“伐兵”上作战准备消极被动,教训极为深刻。

摘要：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创立于中法战争之后。此前,沿海虽组建有若干水师,但全国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中法战争后,清廷鉴于海战失利的教训,在创建海军,组建海军中枢机构问题上很快取得共识。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发布懿旨,声称:“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著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摘要： 在时代之交过渡之期的晚清,社会剧变,中西文化碰撞,二律背反,李鸿章,毁誉参半之人物,其家训因循与开拓并存。家庭教育坚持笃向传统经学和道德的固本之道,提倡教子正道,经书不可不读,传承孝悌、慈善、勤俭等传统道德。同时,迈出了接受“西学”的第一步,定位“西学”的器物之用,家庭教育中倡导学习西文,开启家庭教育更迭和嬗变。以史为鉴,在家庭中推进政治思想教育,培养新时代青少年的“四个意识”;从传统家训中汲取营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家庭教育,这是李鸿章家训的时代意蕴和旨趣所在。

摘要：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对其弟子的寄言,意思是说,遇到大事不要慌张,要沉得住气,要有定力,定静才能生慧。苏洵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李鸿章的“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郑板桥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摘要： 在21世纪发展的今天,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体现在了各行各业。其中餐饮的发展就是如此。就好比左宗棠鸡(General Tso's Chicken)、李鸿章杂碎(Chop Suey)、芝麻鸡(Sesame Chicken)等,这些是风靡海外的中餐,备受西方食客追捧。然而事实上,被外国人道之津津、食之津津的这些中餐,在我们国内这片中餐的创推之地上,却几乎闻所未闻。如此看来,貌似这些中餐并不“正宗”。但恰恰是这些菜品在海外为中餐扬名,使中餐广为传播。

摘要： 晚清洋务派名臣曾国藩以安分守拙的道德主义政治观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发展演变及最终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幕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得到后者悉心栽培与提点。由于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性格的差异,李鸿章形成了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与曾国藩"用兵在人而不在器"的观点不同,李鸿章的西洋武器观是见利则力求效法。通过介绍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强调西洋武器对自强的帮助,组建新式淮军取得战果,李鸿章对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逐渐认识和接受西洋武器。曾国藩晚年西洋武器观的转变,为其实践"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扫除思想障碍,促进了晚清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发展。

摘要： 本文以重庆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李鸿章致周恒祺十通书札为研究对象,在对书札进行整体移录的基础上,略行考释,定其年代,辨正所系人物、事迹。此批书札可真实还原李鸿章、周恒祺双方交往的部分细节,亦能为研究晚清漕务、海防、赈事以及官场生态提供一批新材料。

摘要： 同治二年,李鸿章拒派淮扬水师赴援临淮以助湘军平叛苗沛霖。李鸿章先以各种理由拖延,在曾国藩一再催促甚至威胁要劾奏的情况下,不惜正面对抗,直接上奏朝廷,陈明军情和拒赴临淮的原因。最终李鸿章以水陆师互相配合,攻克苏州。曾国藩得此消息,十分惊喜,不再计较李鸿章的不听命行为。李鸿章抗命成功,在于清廷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希望尽早打败太平军,不愿借洋师“助剿”苏南等地的太平军,因而在处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方式。

摘要： 曾经的中国距离“现代科技”有多遥远?这种差距可以用几个例子来直观感受一下。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一年,诺基亚在芬兰成立;1876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1902年张之洞创立湖北师范学堂,同年,威利斯·开利制作出了第一台空调。这些发生在同一时间里不可思议的两件事,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从前的中国科技有多么落后。

摘要： 本文阐述李鸿章对口北三厅的改制，包括三厅循旧兼管蒙旗事务、张、独两厅酌添办公经费等。从李鸿章实施的具体改制办法和措施看，其重点有两方面:一是提升三厅官员的职权，即由理事同知升为抚民同知，仍旧兼管蒙、民交涉事件;二是于多伦移驻武职大员和增添驻防兵。李鸿章主张废除清朝针对蒙古游牧地而制定“禁垦”政策，进而实施全面的放垦，为内地民人自由进入蒙地务农开辟道路。这说明，清代前期以“满蒙联盟”为基础的清朝皇权，经过了晚清时期一系列巨变，特别是清末“新政”，已经被以“满汉联合”为主的新权贵所控制。这一骤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对蒙政策的思想基础和决策机制。

摘要： 晚清海军舰船采购过程中曾出现过大船小船之争,这是一种在以制衡铁甲、破除海上威胁、构建坚固海防体系为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关于具体海防技术和方法的抉择分歧,它在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之争.在现代化语境中,从历史与哲学两个维度对大船小船之争的缘起、发展及其结果进行梳理和反思,尤其李鸿章关于海防装备建设思想的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海防建设具有一定启迪作用.

摘要： 对于历史人物"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议,在史学界来说已然涉及到能否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秦桧到李鸿章,一旦戴上"卖国贼"的帽子,那么其历史评价就脸谱化的定型"卖国"了,而忽视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心理.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为中心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以期历史人物都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甲午之责非李鸿章一人之责，但也不是说李鸿章没有责任。在内部权力激烈斗争的大背景下，北洋海军和淮军是李鸿章个人的实力资本，李鸿章的确存在保存实力的私心。李鸿章的个人道德操守的确是存在问题的，民间就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但是，必须明白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名义上的中方最高统帅在那样一个不能实现全方面近代化的国家，面对近代化的日本，是不能打赢一场近代化战争的。只是不能简单的脸谱化其有责就是“卖国”，就“一棍子打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无责就是“爱国”，就被无限美化为“高、大、全”式的“爱国”英雄永远讴歌颂德。只有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心理，才能对像处在特殊历史人时代背景下而又深受影响的具有独特历史心理的李鸿章一样的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摘要： 文章阐述了李鸿章的中西医观。李鸿章在为美国医学传教士洪士提反的《万国药方》所作的“序”中写道以意进退,病机凭虚构象,非实测而得其真。首先，指出了中医、中药的不足之处；其次，认为西医在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有其所长，是超出中医之处；再次，在比较中西医的同时，对中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作出了评判；最后，还表明了中西医应该汇通的主张。文章还介绍了李鸿章由对西医不太关注到笃信西医的变化过程，并在接触西医、信奉西医的情况下，李鸿章对中医和西医都有了新的体认，遂形成了他对中西医的独特看法—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这与李鸿章的文化观和科技观也完全相吻合。此外，李鸿章还是中国第一个拍X光片的人。

摘要： 周馥是清末一个成功的改革派官员.他的官场生涯极大的依赖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支持.尽管周馥非常有能力,但是如果没有李鸿章和袁世凯做靠山,他是无法爬升到如此高的官位之上的.1902年,当袁世凯让周馥接替他担任山东巡抚之时,袁世凯已经宣布了其改革方案,要使山东首府——处于山东中心位置的济南——实现现代化.周馥实施了这些改革方案,并且做的比这些计划更多:他建立了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特别商埠区,供外国人居住和经商,而中国的管理当局则提供现代的公共服务,包括可靠的市政管理和警察系统.周馥很好的制定了他的计划,在他于1904年离任的时候,这些改革计划所带来的最初的发展动力,已经使济南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城市:一个由中国人控制的城市发展计划的中心.作为一个个人,在很多方面,周馥都是他那个年代中清末官员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忠于满清政府,以成功的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叛乱为荣,致力于实践朝廷所认可的是松明宋明理学,并且也乐意接受西学为己所用,特别是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在李鸿章和袁世凯的领导下,周馥的工作进展顺利.周馥作为一个成功的新式官员脱颖而出,他的专长在于能够在中国引进西式的技术和制度,他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教育学位.事实证明,周馥的成功并非只是个人的成就.他的几个儿子,特别是周学熙,延续了其父亲的行事风格直到1920年代;而周馥在济南的成就,则使得在其后的数十年中,济南的官员和民众共同致力于将济南变成一个发达的现代城市.

摘要： 捻军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于李鸿章的倒守运河之策。对于这一政策，或是语焉不详，着墨不多，或是从宏观角度将之于曾国藩的剿捻政策相比较。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情形尚缺乏微观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当事人主要是李鸿章的朋僚函稿入手，进行这一方面的详细探讨。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新捻军于河南中牟县分为东、西两支，西捻军从中牟启程，向西北进军，入陕联络回民起义军；东捻军由赖文光、任柱等率领，从中牟越过黄河故道，一昼夜急行军二百五、六十里，直入山东，前往运河以东地区，以便筹集军粮，扩充部队。

摘要： 晚清装备体系建设是清王朝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下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是在维护其自身统治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探索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外购与自制两种不同解决方案,体现的是全盘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不同建设思想;不能够将全盘引进简单理解为买、将自主创新简单理解为造,因为这两种装备建设思想在实际买与造的实践活动中各自都有所体现,所以应当把二者置于哲学的视角下进行辩证的理解和把握.

摘要：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朝鲜开始逐步与西方国家缔约通商,正式对西方国家开放.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出于朝鲜方面的接受与日本及欧美各国的考虑,李鸿章基于"以夷制夷"均势的外交方针,选择了德国人穆麟德至朝鲜任职.由于代聘之初,李鸿章没有对穆麟德政策实施的完全的影响力、掌控力与实质性的制约,导致了穆麟德至朝后背离清朝利益的行为的发生.

摘要：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总理海军衙门会奏津沽铁路告成。清廷准办津通铁路后的不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李鸿章进呈火车以修建紫光阁铁路。紫光阁铁路本是李鸿章等人精心策划之事，想借火车进京之契机向清廷高层尤其是慈禧、光绪推销铁路，以期能得到朝臣们和民众对铁路更广泛的认同。不料这却引起廷臣对紫光阁铁路的攻击，甚至借机将前不久才准办的津通铁路联系起来，把矛头指向津通铁路。李鸿章进呈火车建议修紫光阁铁路引发盛显、余联沉等人零零散散的反对，此后朝局显得风平浪静。直到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中旬的太和门火灾一事，才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廷臣上折反对修建津通铁路潮。

摘要： “朴定阳事件”是朝鲜政府试图摆脱清政府的干预，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次外交行动。 从1887年9月到1891年12月，中朝两国围绕着“朴定阳事件”，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交涉。清政府在阻止朴定阳出国、遵守三条规则(“三端”)、惩治朴定阳三个环节上，设置了重重障碍，百般阻挠。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最后只得以“不得委以重任”、“不准再充使臣之职”为台阶，尴尬收场。清政府在这场旷日持久交涉中的唯一收获，就是阻遏了朝鲜政府遣使驻扎欧洲的计划，勉强维护了宗主国的体面。该事件反映了朝鲜政府对清政府后期全面干预政策的不满与抗争，昭示了朝鲜人民谋求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它作为一杆标尺，验证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