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留美期间新文学思想产生中的偶然性

摘要

学界普遍认为胡适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有其历史必然性,依据是胡适本人在《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中的回忆性追述。然而,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胡适本人追述所构建的“大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话语虚构和权力性的编码,这使得由历史细节构筑的“小历史”被遮蔽了。笔者在梳理胡适留美期间的思想轨迹时,发现其新文学思想不管是在康奈尔大学农科院的萌芽期,还是在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提出期,抑或是在与众友人的辩论中明确提出“白话文”思想的明晰期,乃至“去志已决”[1](p558)、誓作白话诗的成熟期,都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出现。让偶然性发声,对于完善和深化胡适新文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