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在此放大：川东教案-重庆教案

摘要

教案问题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永久思考的话题。美国学者柯文写道，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1900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教案的代价是沉重的，即使把义和团运动排除在外。而教案“惟川省为多”，尤以“川东一带教案甚多”，全国约五分之一的重大教案在川东发生，包括义和团运动前最大教案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和死亡人数最多教案1868年酉阳教案，川东实教案高发区或重灾区，川东教案就是晚清教案的缩影，研究川东教案具有典型性。
　　以往对川东教案的考察只限于个别大案，而这篇论文系统清理了川东教案，发现仅重庆，包括巴县，除1863年和1886年两次大案，即一般所谓重庆教案，至少还发生过14起教案，并附录研究范围之外的一些川东教案，以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认为民性浮嚣、民团尾大不掉、盗匪甲于天下、教会发达以及邻封多激烈反教行为，构成川东教案的内生环境，为催生川东教案的一些地域性因素，川东何以成为教案高发区的谜团解开。
　　揭示经年累月，间见层出、无处无之、“一夫夜呼，狂走相应”、视生命财产如儿戏、动辄兵戎相见以及“祸局未终，外交已起”，是为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使人们对川东教案的全貌，特别是其严重性——也是其一些个性有进一步的印象。
　　认为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
　　发现晚清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这正是辛亥革命四川“引起中华革命先”的某些基础，而四川辛亥革命的一些局限性亦与此不无关系，川东教案之与四川辛亥革命似乎是一把“双刃剑”。
　　最后，还通过案例剖析证明，“多数教案的每一细节都符合其原形——开始是书文揭帖发动民众，然后是清朝官员装聋作哑（接到援助请求时，他们总是很晚才到场），最后是询问多少颗人头、多少金钱才能满足赔偿要求”，而未必是，至少不全是所谓“衅由彼族，屈在华民”，清政府“崇教以抑民”，从而把教案的一些内幕和教案研究中历史与政治同构等问题进一步暴露于人们面前。
　　总之，作者试图点、面、线交叉，全方位、立体式考察川东教案，其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