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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孝经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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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绪论

第一章 《孝经》的传本问题

第一节 唐以前的《孝经》传本沿革

一、《孝经》的今文经传本

二、《孝经》的古文经传本

三、《孝经》今古文的争议和章句同异

第二节 唐前期流行的《孝经》注本和义疏本

一、《孝经》“孔传”和“郑注”的流行情形

二、《隋书·经籍志》所见的《孝经》解经著作

第三节 关于《孝经》“郑注”的争议

一、南朝时期《孝经》“郑注”是否为郑玄注的争议

二、唐代刘知几、司马贞对《孝经》“郑氏注”的争论

第二章 《孝经注》的成书背景及其形成过程

第一节 唐前期的“文教”政策

一、唐太宗时期的“文教”政策

二、唐玄宗时期的重文倾向及其学术举措

第二节 李隆基“御注”《孝经》与萧衍“帝王注经”的传统

一、萧衍在唐初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二、李隆基“再次”御注《孝经》

第三节 《孝经注》和“元行冲疏”的成书过程

一、《孝经》“开元注”作者群考辨

二、《孝经》“天宝注”对“开元注”的修正和完善

三、《孝经注》中的《制旨》

四、元行冲“疏”的撰作目的和过程

第三章 《孝经注》和“元行冲疏”的关系

第一节 《孝经注》和元行冲疏的主从定位

一、元行冲疏对《孝经注》的遵从和发挥

二、元行冲对“疏不驳注”原则的强化

第四章 《孝经注》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孝行”、“孝道”异同

一、“孝行”与“五常之教”

二、“孝道”与王肃经学

三、“孝行”和“孝道”分野的消融

第一节 “爱”、“敬”争议和定调

一、东晋南朝时期“爱”、“敬”孰先的争议

二、隋唐时期“爱”、“敬”之道的定位——以刘炫《孝经述议》为例

三、《孝经注》对“爱”、“敬”问题的整理和定调

第一节 “忠”、“孝”孰先和《孝经注》的立场

一、魏晋时期“忠”、“孝”孰先的争论

二、南朝对“忠”、“孝”问题的基本倾向

三、《孝经注》对“忠”、“孝”问题的总结

第五章 邢昺对《孝经注》和“元行冲疏”的改造和整理

三、邢昺“疏”对元行冲旧疏的继承和改造

第二节 邢昺“疏”与《孝经注》的关系

一、邢昺“疏”对“注”的维护和遵从

二、沿袭唐旧的邢疏与宋代官方《孝经》学

第六章 《孝经注》的历史定位和影响

第一节 《孝经注》与唐代儒学

一、《孝经注》在唐代儒学中的地位

二、《孝经注》“遵从旧注,保留原貌”及对“疏不驳注”原则的强化

第二节 朱熹《孝经刊误》与李隆基《孝经注》

第三节 《孝经注》在中国《孝经》学史上的地位

一、《孝经注》对《孝经》今、古文传本的融合

二、《孝经注》通行后对其他传本的取代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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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玄宗李隆基《孝经注》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唐人注和“御注”。自唐以来,被历代学者视为研究《孝经》学的主要文献。本文试图结合政治和经学的双重视角,通过梳理唐以前的《孝经》传本和《孝经注》的成书过程,考察御注与疏文的关系,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从而揭示李隆基“帝王注经”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其“移孝于忠”的基本思路,并重新认识其在《孝经》学史及隋唐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孝经》的流传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本有郑玄所撰的《孝经郑注》,古文本有相传为孔安国所著的《古文孝经孔传》。至隋代,本已亡佚的《孔传》又出现于世,刘炫对之加以考定而作《孝经述议》。此书真伪虽有争议,但学术影响巨大,与《郑注》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正是《孝经》注本存有分歧和争议,至唐玄宗下令重新质定孔、郑二家,刘知几和司马贞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孔、郑二家的争议并未终结。有鉴于此,李隆基开始了重注《孝经》的准备,这是梁武帝萧衍御注《孝经》这一惯例的延续和再现,李隆基出于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考虑,确立《郑注》为主、《孔传》为辅的基本立场,并参考诸家学说,历时三年而在开元十年(722年)完成并颁布了《孝经注》,这一注本被称为“开元本”。“开元本”于天宝二年(743年)重修,这是李隆基第二次修订《孝经》注本,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将《孝经注》刊刻于石,即现存的《石台孝经》。天宝五年(746年)《孝经注》又进行第三次修订并颁行中外。元行冲疏文依据的是“开元本”,元氏谨遵“疏不驳注”原则,主要集中于文物典章的疏解,对于御注义理发挥甚少。
  李隆基《孝经注》一书的思想,包含着三对较为突出的范畴,分别是“孝行”与“孝道”、“爱”与“敬”、“忠”与“孝”。孝行与孝道乃是郑玄、王肃二学的重要分野,李隆基所着眼的,乃是君父之道在“孝行”上的落实,从而不能不提到“孝行”的教化意义和神圣色彩,因而吸收了以“孝道”为主题的王肃经学,认为“孝行”即“孝道”,二者内涵已无多大分别。爱、敬之义是东晋南朝时期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隋代延续了南朝“先爱后敬”的思想;至唐代李隆基《孝经注》通行后,则一反刘炫等人的陈说,提出“先敬后爱”的观点。至于忠孝之别,则是汉末以来长久议论的话题,两晋及南朝,学界普遍持有“孝先于忠”这一士族名门的本位立场,李隆基《孝经注》则有意强调忠,且完成了“移孝为忠”的嫁接。
  研究李隆基《孝经注》,不能不涉及邢昺疏。北宋邢昺以李隆基《孝经注》为底本,本着“遵从为主,略有删减”的原则整理元行冲疏,从而根本维护了李隆基注的权威性。可以这样说,《孝经注》能融合《孔传》、郑注本,成为儒学史上普及最广的经典之一,也与宋代官方的遵从和认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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