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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历史经验视野内的当代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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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合法性理论发展的历史维度

第二章 合法性的韩国经验

第三章 构建政治合法性的中国意义

第四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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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合法性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1可见,政治合法性是个复杂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支撑因素和作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合法性又是同这种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从合法性的理论发展轨迹来看,可以分为经验型的合法性理论和规范性的合法性理论,两者侧重点不同。学者对合法性的研究一般都是从经验型的入手,辅助规范理论。不过,经验型合法性理论研究一般有如下几个问题:把合法性等同于合法律性;把合法性理论等同于政治权威的行使;或者是把合法性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把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经济发展等物质因素的提高上。从规范的价值角度来讲,以上几种都有着显而易见的诟病,如果把合法性简单化的归结为某一种因素发挥作用,或者把合法性简化为某一方的单方面权利和义务的行使,就容易把这一理论研究引向歧途。韩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经济绩效的提高不能以牺牲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合法性为代价,对政治合法性的呼求是任何试图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必须走过的一步。 构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关键是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合法性与执政党的关系;合法性与人大制度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实现途径和方式。 经济全球化和民主价值观的传播,经济水平的提高,民众自觉意识的不断觉醒,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冲突日益显性化。同时,原有的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相对式微、政治权威人物的去魅化和社会新兴阶层对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呼求,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和需求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执政党自身的角度来讲,在党内制度化、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大的前提下,如何去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和自然、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发展与共处,增强执政能力,是一个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 对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必须以制度的构建为前提和依托。切合当前社会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构建适合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同时,以中国传统道德因素为精神食粮,以德治国,实现和谐社会中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执政手段和方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执政结果。因此,对行政行为的要求也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基本要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政府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执政党的期望。 总而言之,对合法性的构建不是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必须是所有合法性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系统统合合法性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现代化提出的崭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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