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增加还是减少了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的排放？——基于门槛模型与系统GMM检验

摘要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2005-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重点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外国资本进入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本文利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污染物的度量，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渗透率作为FDI的代理变量，同时有效测算了行业的环境规制水平，并分别从静态与动态视角考察了整体上行业FDI的环境效应。静态模型检验时，本文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考察了整体制造业FDI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本文重点考察了FDI在不同行业特征条件下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为避免行业分组的随意性，本文利用非动态门槛效用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检验不同的吸收条件下FDI与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动态模型检验过程中，鉴于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强烈的时间序列相关，本文纳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同时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内生性，重点检验动态面板模型下FDI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后本文进行了严格的稳定性检验，证明结论的非偶然性。
　　本文实证发现:首先，整体而言，FDI的环境溢出效用是正向的，其对于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不成立。从细分行业角度看，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清洁型行业，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垄断性行业的外国资本进入程度较低，研究表明清洁型行业FDI的减排效率优于污染密集型行业，高外资进入密度行业的FDI减排效率优于低外资进入密度行业。其次，环境规制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时，其不利于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当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跨越拐点后，其有效降低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当前，我国大部分行业未跨越拐点，减排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加大环境约束力度。进一步分析，门槛检验发现FDI的减排效用是非线性的，能否高效率地抑制污染排放，依赖于行业特定的吸收条件。当外资渗透率、研发密度、环境规制水平、能源消费结构跨越门槛值后，FDI的减排效率显著改变。最后，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密集度的提升有利于抑制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国有资本比例的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剧了行业的污染水平。

目录

声明

摘要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与主要框架

1．2．2 研究方法

1．3 拟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污染天堂”支持论

2．2 “污染晕轮”支持说

2．3 文献评述

第3章 FDI与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3．1 理论分析

3．2 假设提出

第4章 FDI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4．1 模型设定

4．2 指标选取与说明

4．3 数据说明

第5章 FDI对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经验研究

5．1 静态模型分析

5．1．1 静态基准回归

5．1．2 非动态门槛效应

5．1．3 分位数回归

5．2 动态模型检验

5．3 稳健性检验

第6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6．2 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