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动态影响研究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价值增值的梯度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贸易的不稳定性因素也不断增多，中国出口贸易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不断衰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应当如何转型升级，中国是否存在新的比较优势便成为亟待研究的紧要课题。
　　从理论研究角度，在国际贸易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中，比较优势的来源集中于要素禀赋，技术差异和规模经济上，而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因素或干脆疏于考察。事实上制度差异也会造成国家间的相对比较优势的差异，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以及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关系。随着微观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理论研究从企业层面分析企业间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行为，并将制度质量嵌入企业约束条件，强调制度因素作为比较优势的新来源发挥的作用。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从封闭市场考察或者只考察静态情况，对中国制度质量对企业的研究尤其缺乏理论模型基础等。
　　从实证研究角度，国际分工的空前发展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统一市场中不断融合碰撞，国家制度质量的差异必将通过影响贸易金融投资而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现在正处于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改善制度质量，发挥制度比较优势的作用，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现有关于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往往以发达国家为样本，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相对稀缺，并且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如何将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构建解释中国制度质量和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特征事实的实证分析框架，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因此，本文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动态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是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然后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接着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重点难点;最后指出了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首先整理了制度质量对比较优势影响的相关文献，制度质量对贸易模式影响的相关文献，制度质量影响异质性的相关文献，和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的相关文献；然后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述评。
　　第三部分是引入制度因素的异质性企业出口贸易理论模型构建，主要包含六节。第一节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基础，阐述现有文献理论研究部分将制度质量引入比较优势模型，引力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不完全契约模型的作用机制；第二节设定了消费者，生产者，经销商，合作关系的假设条件；第三节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母国生产商成本最小化，外国经销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将母国制度因素与母国厂商生产率联系起来;将外国制度因素与外国经销商行为和母国出口经验联系起来，搭建了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第四节描述了母国市场均衡条件，探讨了母国生产商出口选择的理论机理;第五节探讨了出口市场伙伴关系的无条件和条件生存概率的理论机理；第六节探讨了出口市场上母国出口商出口量，出口增长率以及外国经销商声誉建立过程的理论机理。
　　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与特征事实。首先介绍了文章主要使用到的数据库和样本合并筛选的规则；然后介绍了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方法；接着介绍了如何从生产率中分离出制度因素，获得制度扭曲度指标来衡量中国制度质量；最后介绍了国际间国家制度质量指标的测度方法和基本情况。其中每一方面都包含对现有文献测度方式的综述，本文的指标测度，和测算结果列示。
　　第五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根据理论模型的设定，由浅入深从三方面对本文研究主题进行展开，分析母国制度质量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选择的影响，伙伴国制度质量对母国企业出口生存概率的动态影响，伙伴国制度质量对母国企业初始出口量和增长率的动态影响。每一方面都包含对理论部分结论的实证检验，稳健性检验，和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考察。
　　第六部分是结论，主要包括文章结论，政策建议，和对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的展望。
　　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到了如下的结论：
　　第一，理论上，母国制度质量（包括合同约束，知识产权等）能通过影响本国生产商的生产率，进而影响生产商的市场选择。存在母国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仍会使生产率最高的生产商选择出口贸易，生产率次之的选择供应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被市场淘汰。若不考虑出口经验的影响，母国制度质量越低，单个本国生产商的生产率水平扭曲越大，市场门槛提高的幅度越大，只有生产率更高的出口商才能克服制度扭曲带来的障碍进入市场。在同样的母国制度扭曲作用下，出口市场门槛的抬髙幅度要小于内销市场。实证的结果证明了该结论，中国的企业存在明显的出口溢价，本文估算溢价水平低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中国制度质量得到改善，或者企业生产率所受制度扭曲减小，会降低存活内销企业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均值（市场行业门槛)，进而促进新兴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或进入新市场，但是会降低优胜劣汰作用。同样的制度变化对出口门槛的作用要低于内销门槛，其中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集合的出口溢价水平和市场门槛对制度改善的反应要大于低生产率企业集合。本文选择的中国制度扭曲度变量本身受时间（制度波动）影响小，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第二，一旦进入出口市场，母国出口商选择外国经销商作为合作伙伴（新出口目的市场)构建起合作伙伴关系，并决定每一期的贸易数量。在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初期，母国出口商所决定的初始出口量一般不会太大；随着随时间推移和反复的交流合作，信任关系慢慢建立，母国生产商会逐步提髙其出口量，直到完全相信他所合作的外国经销商是耐心的。合作的时间足够长会慢慢克服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摩擦问题。
　　第三，理论上，伙伴国制度质量能通过影响外国经销商预期利润，进而影响其分销决策。根据假设条件，伙伴国制度质量只会影响外国短视经销商分销决策，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和袓护作用双刃影响。因此在与母国生产商的合作关系中，低贴现因子的外国经销商总是更容易违约，而高贴现因子的经销商有可能从不违约。伙伴国制度质量的改善，在对外国经销商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的同时，也降低了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第四，理论上，伙伴国制度质量和母国出口商的出口经验都能通过影响合同履约质量，对母国生产商与其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存概率产生双刃影响，但是作用机制不同。合作伙伴关系的无条件生存概率与伙伴国制度质量的一次项呈正比，合作伙伴关系的条件生存概率与之关系不确定，主要取决于伙伴国制度质量对外国经销商约束作用和袒护作用的净效应;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存概率与母国出口商出口经验的一次项呈正比，二次项呈反比，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实证的结果证明了该结论，伙伴国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增加中国出口企业出口到新市场后的无条件和条件生存概率，对伙伴国短视经销商的惩罚作用大于祖护作用；中国出口企业出口经验的增加，对中国出口企业出口到新伙伴国市场后的无条件和条件生存概率产生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极点之前都会增加生存概率，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广延边际，也包括集约边际。
　　第五，理论上，伙伴国制度质量和母国出口商的出口经验都都能通过影响母国生产商的预期获利概率，进而对其初始出口量和出口增长率产生双刃影响，但是作用机制不同。母国出口商的初始出口量与伙伴国制度质量的一次项呈正比，与其出口经验的一次项呈正比；累积出口增长率与伙伴国制度质量的一次项呈反比；与其出口经验的关系不确定，主要取决于合同兑现概率对出口经验的弹性。实证的结果证明了该结论，伙伴国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增加中国出口企业出口到新市场的初始出口量，并降低其保持伙伴关系&期后的累积出口增长率，但这种负影响会随着合作加深和信任的建立慢慢被抵消，表现在每一期出口量的均值不断提髙；中国出口企业出口经验增加，会提髙其到新市场的初始出口量，但对其保持伙伴关系灸期后的累积出口增长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有由负转正的趋势，说明在持续伙伴关系中中国企业对出口经验积累的学习效应在不断增强。出口经验对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不仅限于广延边际，也包括集约边际。
　　第六，国家制度质量对出口企业合作关系生存概率，初始出口量和累积出口增长率的影响都会受时间影响，存在制度波动，外国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影响有时滞性。
　　第七，随着生存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伙伴国伙伴国制度质量或是出口经验的作用都在逐渐减弱，甚至慢慢消失（短期制度冲击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的自适应性和信任关系的慢慢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伙伴国的制度质量还是母国出口商的出口经验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第八，采用不同方法对基准模型进行再回归，证明本文结论基本稳健。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影响，结果与本文基本结论大体一致，但系数有所不同。
　　基于如上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宏微观层面给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从宏观方面来说，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改进：第一，重视制度作用，发挥制度比较优势；第二，重视制度的双刃剑作用，合理宏观调控；第三，发挥制度优势，为企业营造良好竞争环境；第四，充分考虑制度波动和制度的时滞性。从微观方面来说，企业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改进：第一，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多元化战略，克服制度扭曲；第二，提高适应性，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第三，重视出口经验的双刃剑作用，提高信息甄别能力；第四，提高声誉，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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