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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的母爱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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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摘(详细)

引言

第一章五四女作家的“母爱”话语

第一节母爱话语的传承与反拨

第二节母爱话语的不同处置方式

第二章“母爱”话语的发展与变异

第一节母性神话

第二节母爱的社会性

第三节母爱的畸变

第三章现代女作家的“母爱”话语特征

第一节与男作家笔下“母爱”话语的比较

第二节母爱话语的个性差异

第三节母爱话语的时代色彩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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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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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母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基本母题,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她们热衷于对母亲形象的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我们刻画了一系列母亲形象。在写作中她们尽力展示出生活原生态中母亲的生存状态,尽力挖掘被文化遮蔽的母亲真实性。这些别具深意的多元的母亲群落的存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论文将试图对此课题作尽可能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开掘,深入开展“母爱”话题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考察1917至1949这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的“母爱”主题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在较为丰富翔实的实证材料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尽可能展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丰富多元的“母爱”话语,使研究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靠近。 中国现代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她们热衷于对母亲形象的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我们刻画了一系列母亲形象,尽力展示生活原生态中母亲的生存状态,尽力挖掘被文化遮蔽的母亲真实性,这些别具深意的多元的母亲群落的存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研究者对母爱话题的研究,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展开,并有着深度和广度的开拓,但多侧重于单个作家及作品的批评,较少作“母爱”文学宏观的综合的探讨,而且学术界对母爱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内涵变化等缺乏系统的研究。鉴此,本文试图将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作为一个形象群体,采用历史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结合美学、女性文学批评等理论观点,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母爱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多元矛盾的历史语境中,突现作家个性选择的独特性分析,通过认识文学形象与社会、时代等因素的关系,寻找母亲形象折射出的现代女性文学的浮沉及文化思想意蕴。 “五四”时期,女作家们浓墨重彩地歌唱母亲,礼赞母爱,在大约将近十年的文学创作中,母亲与母爱话语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女作家们通过自己对母亲形象的执着而艰难的书写,让母亲从种种附加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回归作为人与作为女人的母亲。通过对她们书写母爱的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五四女作家对传统母爱文学既有着传承也有着反拨:传统文化中勤劳、善良、慈爱的自然母亲出现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便转化成对理想化母亲的书写;五四女作家将传统礼赞的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道德母亲转变成控诉父权压迫的现实母亲的书写;传统文化中对母亲在文化教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过分强调,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亲情更是一直被压抑而被否定的,五四女作家从女儿的角度感受母爱的温暖,尽情书写母女亲情。总之,五四女作家赋予母爱以新的内涵与意蕴。五四女作家对“母爱”话语进行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冰心在小说、诗歌、散文中对母爱执著不倦的讴歌使她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母爱作家;推崇母职赞美母爱的陈衡哲,她的母爱超出了一般狭隘的人伦亲情,闪耀着更为宽广博大的人道主义光芒;徘徊在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冯沅君深陷其间难以突围;苏雪林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对母亲的万般思念和缱绻深情,母女情深感天动地;含蓄蕴藉的凌叔华在感受母爱恩慈的同时以一个现代女性的觉悟去审视母亲作为家庭女奴的人生境遇并悲悯母辈的苦难。总之,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母亲是慈爱无私且苦难深重的正面形象。 “五四”以降,母爱话语有了进一步地发展与变异。面对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爱话语”这一相同母题,以冰心为主的第一代“五四”女作家主要抒写母女依恋,“慈母”为主,“爱”是核心,女作家们在大量的创作中确认母爱的神圣性,书写母女深情,把母爱升华为灵魂栖息的精神庇护所,“母亲”这一文学话语在女作家的笔下呈现其神性的一面,母亲以“精神之母”和“圣母”的形象呈现。在感受母爱恩慈的同时,五四女作家们也看清了母亲作为封建副父的身份,但她们更多的是表现出对母亲家庭女奴地位的同情与理解,哪怕母亲也曾把心爱的女儿逼上绝路,对慈母爱心的描写使“五四”女性文学中母亲的头上永远闪耀着神圣的光环。五四女儿们共同把母亲请上了她们高高筑起的“神性祭坛”,她们创造了一个母性神话。而以丁玲为主的第二代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更具有现实生活的质感和鲜明的时代特征,3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为后人提供了一份妇女的觉醒和解放的活生生的历史资料。当女作家以革命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审视母亲时,母亲拥有了两种身份特征:一是女儿的同行者,一是女儿的解救对象。后者沿袭了母亲作为弱势群体的思维模式,如谢冰莹《女兵日记》中的封建传统母亲形象。前者的革命型母亲是新文学中母亲形象的新质,觉醒的母亲以博大的母性来容纳时代的革命性,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就属于此类叙事模式。萧红在《桥》中塑造了苦难的农民母亲的形象,从母亲受难的角度向社会发出控诉和质问,总之,30年代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无论是对“大母”情怀的革命型母亲形象的刻画,还是对受难的农民母亲深重灾难的刻写,都体现了女作家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从袁昌英到40年代的第三代女作家张爱玲笔下,母亲已不仅仅是作为母爱化身出现,她们有了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始终是被禁忌的,所以最终转变成女性怪异甚至是变态的生存现实。总之,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母亲”形象经历了从“精神之母”到“大母”再到“欲望化母亲”的嬗变,“精神之母”烛照“五四”女性,大母的光辉映照时代女性前行,对于母亲欲望的挖掘使母亲形象更趋于完整。“母爱话语”在三代女作家笔下得到了神性、社会性和人性层面上的展示。中国现代女作家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交的一个剧烈震荡时期,在新旧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她们一方面对传统母亲形象有所怀疑,另一方面又延续着传统母亲形象中光辉的一面。这些书写中的母亲形象,给女性作家们提供了镜像意义:对母亲命运的审视,不仅是探讨女性寻找、认识并实现自我的一扇窗口,同时也是人类(由女性、男性共同组成)认识、把握自身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性别身份差异,创作主体心态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男性作家的母爱话语呈现出不同于女性作家笔下的母爱话语的异质,在相互的比较中这种差异又正好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母爱文学的内在丰富性。文学创作其实是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母爱文学”创作实践,就应该在多元矛盾的历史语境中,突现作家个性选择的独特性分析。本文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生命的个案进行观照,旨在于把握生命的个性特征,进而认识生命之间的个性差异。个性差异使母爱话语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不同的现实处境(身世、经历、文化积累)使她们形成了不同的人生哲学,母爱作品因之有了不同的审美品格。从冰心到丁玲再到张爱玲,不同时代的作家赋予母性话题相似而又相异的文化语义,其中蕴含着女性对自我性别及成长的关注与探索,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精神历程,也是人性最终走向和谐的必经之路。 本论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梳理“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的“母爱”话语的主要内涵,特征,对“母爱”文学做宏观的综合的探讨,对母爱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内涵变化做系统的研究。这一块领域较薄弱,希望我的涉足能对学术研究起到活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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