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与“公心”：《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看举业

摘要

蒲松龄和吴敬梓在举业之路上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早年考取秀才，又都屡应乡试不中，但二人的选择却迥然有别：蒲松龄一生奔竞于场屋，吴敬梓则选择了退出。与此相应，二人不仅思考举业功名问题的角度各异，而且对科场、考官的关注程度与态度也颇为不同。将二者进行对比，由其间所显示的显著差异不难发现，以“反科举”的话语来看待《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并不妥当。实际上，无论蒲松龄还是吴敬梓，都并非要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而是以举业作为一个焦点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关注：蒲松龄要在抒发知音难觅的“孤愤”之情，吴敬梓要在以“公心”指植“士林”的畏琐与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