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与“诊病者”的分立——从表述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的启蒙逻辑

摘要

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理论不同表述策略的背后隐匿着气质相反的两种作者身份意识.“号角”式的檄文写作体现的是梁启超“舍我其谁”、推动历史发展的精英意识.他相信文学在改造世界方面的效用,试图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并开出医治“国民性”落后症结的药方,从而具有了一种超拔的“救世主”姿态.“铁屋子”的难题使鲁迅对启蒙的有效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作为回应,他以一种相对化的方式破解启蒙的困境来缓解内心的矛盾冲突,即扮演一个国民劣根性“诊病者”的角色,其自身定位完成从“救世主”到“诊病者”的转换,在表述上则体现为采用形象化的原则刻画国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