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摘要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