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集团视阈下的唐太宗东征与贞观末年政局

摘要

从陈寅恪地域集团说出发可推知,唐太宗决意东征高丽与贞观十七年晋王得为储贰有关。关陇集团强推仁弱的李治为储君引发太宗的忧虑,太宗因而考虑扶植山东豪杰作为李治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进而平衡朝堂势力的助臂,以构建有利于新君的政治格局。在方隅大定、惟辽东未平的情况下,东征就成为太宗操纵两集团力量消长、实现双方力量平衡的突破口。为达成这一政治目标,无论是在东征将帅的选任上,还是在作战策略的取舍上,太宗都极力压制关陇集团而意图让功于山东豪杰。此种安排既造成了大军内各集团间的相互掣肘乃至东征失利,也导致了重建政治格局设想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