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的生存意识: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

摘要

在方法论方面，本研究提出“‘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的文本研究游戏”这一概念。以此观之，宋明与清代《大学》、《中庸》研究，均有其结构性缺陷。
　　 宋明道统论以“道统本义”为“最佳义理”，结果致使各方各派径以“自己所理解的现有的最佳义理”混同于“文本本义”。这种混同赋予各方各派以绝对性底气固执己见，结果既阻碍了“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的互动，亦终结了“研究者自己”的文本研究（阅读）活动。最后只剩下门户之见的自我重复与消极对峙。为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文本研究必须放弃“道统本义”与“文本本义”预设。
　　 与宋明重哲学性义理相反，清代儒学以名物制度研究为本位。清儒本着名物制度意义上的“道统本义”信念，欲逐《大学》、《中庸》于“正典”之外。清学以这种方式退出《大学》、《文本》研究，这既能表明“道统本义”信念在传统学术中根深蒂固，同时更反映了“片断性考据”不适切《大学》、《中庸》研究（导致三方互动游戏中止）。作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本研究建议取消“本义”预设，而代之以“文本的实在性”与“文本的可理解性”概念。“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围绕“文本”展开互动（相遇、碰撞、融合），此乃彰显文本实在性的关键环节。
　　 在内容方面，本研究围绕“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问题展开。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儒家哲学的根源性动力。
　　 境界论和教化概念密切相关。《大学》所谓“明德”指称人事人为的“最高境界”;《大学》文本即旨在教授这种人为的基本原则或标准，此即所谓“教化”。而在标准既定（由境界论—教化提供）的情况下，能否坚决执行标准就成了“人为”的关键所在。《大学》因此最重视意志软弱问题（“诚其意”），而非知识问题（“格物致知”）。
　　 然而《中庸》却在孔子“过犹不及”、“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评论的基础上指出: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知而不能行，而恰恰在于没有真正的知。“智者过之”现象更是把“如何才能正确地致知”问题推上了桌面。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庸》重新起用不为《论语》重视的“性”与“天命”概念，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我们解释为“从真正的自己出发”。《中庸》由此将境界论（终点）问题，转化为出发点（起点）问题。在后半篇，《中庸》进而以“诚”来界定“率性/从自己出发”。
　　 不过，在浓厚的境界论（终点）意识中，《中庸》还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诚”、“如何达到真正的诚”这样的问题。在此类追问与谈论中，“诚/率性”就丧失了出发点地位。“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在《中庸》“诚”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对历史上的儒家来说，境界论与起点论缺一不可。可是，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现象，似乎又意味着两者不可得兼。本研究接下来试图借助比较研究，借鉴西方哲学有关真理问题的术语和论证使用论证语言，对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问题作进一步推敲。我们主要参考了康德的“根本恶（原罪）”概念，以及齐克果对于苏格拉底式和真理教师式两种真理认识论的生存分析。（《大学》、《中庸》与康德、齐克果的这种可比性，意味着《大学》、《中庸》哲学本质上可归入宗教哲学范畴）最终，我们指出: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内含深刻的真理认识论之争。揭示出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把境界论与起点论之争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而且对当代中国人理解自己的生存也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