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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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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先秦法家的界定

第二节先秦法家的产生

一、政治背景:礼崩乐坏,政权下移,变法和理性主义兴起

二、经济背景:商业的发展

三、学术背景:由学在王官而学在四夷

第三节法家的学术渊源

一、法家与道家

二、法家与儒家

三、法家与名家

四、法家与墨家

第二章齐文化和晋文化比较

第一节齐文化的特点

一、注重商业

二、尚利重功

三、崇尚法度

四、讲求民本

五、活泼、乐观的民风

第二节晋文化的特点

一、“无亲”

二、尚利重功

三、崇尚法度

四、轻视礼义

五、凝重、忧郁的民风

第三节齐文化与晋文化成因分析

第三章管仲、商鞅、韩非之比较

第一节管仲与《管子》、商鞅与《商君书》的关系

第二节管仲、商鞅、韩非的身世、经历及性格比较

一、出身和早年经历

二、性格特点

三、影响管仲、商鞅、韩非人生的关键人物

第三节管仲、商鞅、韩非的出身、经历、性格对其思想的影响

第四章齐、晋法家经济思想比较

第一节重农是齐、晋法家共同的经济观念

第二节晋法家的“抑工商”与齐法家的“兴工商”

第三节经济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影响

第五章齐、晋法家民众观比较

第六章齐、晋法家人口思想比较

第七章齐、晋法家君臣观比较

第一节《管子》的君臣观

第二节《韩非子》的君臣观

第三节齐、晋法家不同君臣观念的形成原因

第八章齐、晋法家立法原则比较

第一节法由君立

第二节“法出于道”与“因道全法”

第三节法要因人情而立

第四节法要量民力而立

第五节法要应时而立

第六节立法要明确

第九章齐、晋法家刑赏思想比较

第一节齐、晋法家刑赏思想之同

一、贵必贵诚

二、无刑无讼

三、慎刑慎赏

第二节齐、晋法家刑赏思想之异

一、对刑赏效用认识不同

二、重刑与刑当

三、齐法家的阴阳刑德思想

第十章齐、晋法家法律与道德关系比较

第一节晋法家对儒家德治的反驳

第二节晋法家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认识

第三节晋法家实现道德价值的途径——道德法律化

第四节齐法家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认识

一、道德感召力与法律实施的关系

二、俗与法的关系

三、礼与法的关系

第十一章齐、晋法家势论比较

第一节齐、晋法家势论之同

第一节齐、晋法家势论之异

第十二章齐、晋法家术论比较

第一节“审合形名”、“无为而治”是齐、晋法家共同的治国之术

第二节齐、晋法家术论之异

第十三章齐、晋法家吏治思想比较

第一节选吏

第二节治吏

一、重分职

二、以法治吏

第十四章齐、晋法家兵学思想比较

第一节《管子》的兵学思想

一、“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理性对待战争

二、“善胜恶,有义胜无义”——重视战争的正义性

三、“以治击乱,以富击贫”——政治、经济是战争胜利的保证

四、“以能击不能”——重视作战能力

五、“智胜愚,疾胜徐”——讲究谋略

第二节《商君书》的兵学思想

第十五章齐、晋法家文化专制比较

第一节实用价值观是文化专制形成的基础

第二节齐、晋法家论“智”

第三节法家文化专制的高峰——“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形成

结论

征引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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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重要的一支,按地域可分为齐、晋两支。齐法家的代表是《管子》,晋法家的代表是《商君书》和《韩非子》。虽都名为法家,但其取舍却大异其趣。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既注意齐、晋法家宏观方面的不同,也不放过细微之处,力求对二者的比较细致、深入、周详。全文包括以下章节:第一章:首先界定先秦法家,然后从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学术背景三个方面阐述其产生原因与条件及法家的学术渊源,即儒、道、名、墨对法家的影响。第二章:比较齐、晋文化的异同,并分析其成因,以便从地域文化角度揭示法家产生在齐、晋两国的必然性和两类法家差异存在的原因。第三章:首先探讨管仲和《管子》、商鞅和《商君书》的关系,然后对管仲、商鞅、韩非三者从身世、经历、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从人的角度阐释两类法家之不同。第四章:比较齐、晋法家在经济上的异同。第五章:在民众观上对齐法家与晋法家进行比较。第六章:齐、晋法家均把物质相对于人口的不足视为争斗产生的原因,进而归为法产生的原因。他们都注意到人口与生产资料的比例、人口职业比例以及人口质量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内涵却不同。第七章:比较在君臣关系上,晋法家与齐法家的异同。第八章:比较齐、晋法家的立法原则。第九章:论述齐、晋法家在刑赏观念上的异同之处。第十章:对齐法家治国与晋法家治国方略进行比较。第十一章:论述齐、晋法家势论的异同之处。在第十二章:论述在术论上,齐、晋法家的异同。第十三章:在官吏的选拔上,将齐、晋法家进行对比。第十四章:论述《管子》与《商君书》对战争的看法。第十五章:比较了齐、晋法家在文化专制上的不同。最后,文章得出结论:《管子》对和谐、适度、公平的提倡、注重和追求证明了齐法家所具有的“中和”的治国理念,而从《商君书》的“壹,,到《韩非子》的“道”体现出的正是晋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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