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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到文学——《圣经》汉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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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圣经》汉译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

第一节“翻译文化研究”新概念

1.1巴别塔”隐喻与翻译研究

1.2“翻译文化”的概念

1.3“翻译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1.4“翻译文化研究”的新概念

第二节《圣经》翻译文化与《圣经》汉译文化

2.1《圣经》翻译与文化传播

2.2《圣经》翻译文化的特点

2.3《圣经》汉译文化

第三节《圣经》汉译研究的不足

3.1学术眼光狭隘

3.2学术实践混乱

3.3对重要史料的忽视

3.4隔膜的存在

第四节《圣经》汉译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

4.1研究目的

4.2研究方法

4.3本研究意义

4.4写作框架和创新点

4.5本研究的局限

第一章《圣经》翻译研究综述

第一节《圣经》的翻译和流传

1.1《圣经》文本及其内容

1.2《圣经》的翻译与流传

1.3当代《圣经》翻译的特点

第二节《圣经》诠释的多元范式

2.1基督教内部的《圣经》诠释

2.2《圣经》诠释范式的沿革

2.3《圣经》诠释与《圣经》翻译

第三节西方的《圣经》翻译研究

3.1影响广泛的《圣经》翻译思想

3.2奈达《圣经》翻译理论述评

3.3西方学者对《圣经》翻译的关注

第四节《圣经》汉译研究综述

4.1海外和港台的《圣经》汉译研究

4.2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

4.3朱维之对《圣经》汉译研究的奠基作用

4.4新时期的《圣经》汉译研究

第二章《圣经》汉译史研究

第一节从宗教典籍的翻译看《圣经》汉译

1.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经汉译

1.2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古兰经》汉译

1.3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与《圣经》汉译

1.4中国翻译史上的《圣经》汉译活动

第二节《圣经》汉译史综述

2.1基督教入华的几种传说

2.2唐代的《圣经》译介活动

2.3元代的《圣经》译介活动

2.4明清之际的《圣经》译介活动

2.5 19世纪至“五四”之前的《圣经》翻译

2.6《圣经》在现代中国的翻译

第三节《圣经》中文译本考

3.1中文“圣经”书名的由来

3.2“景教本”性质

3.3两个重要的“明清本”

3.4太平天国使用的《圣经》译本

3.5《圣经》版本的三种语体

3.6“后和合本”或“现代本”

3.7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译本

3.8《圣经后典》译本

3.9其他形式的《圣经》译本

第四节《圣经》汉译史的特点

4.1香港学者对《圣经》汉译史的分期

4.2本文对《圣经》汉译史的分期

4.3《圣经》汉译主体的更替

4.4《圣经》汉译方法的转变

第三章《圣经》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

第一节传教士、汉学家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

1.1唐代:借用佛、道概念

1.2贺清泰:对“本文文意”的字面忠实

1.3马礼逊:“忠实、明达和地道(典雅)”的翻译标准

1.4施约瑟:公正的文化翻译态度

1.5杨格非:以灵活求忠实的翻译思想

1.6官话“和合本”:对中文文采的追求

第二节“动态对等”原则与《现代中文译本》

2.1“动态对等”原则对《圣经》翻译的指导作用

2.2“动态对等”原则与《现代英文译本》

2.3“动态对等”原则与《现代中文译本》

2.4《现代中文译本》的得与失

2.5“动态对等”翻译原则的不足之处

第三节《圣经》汉译理论总结

3.1《圣经》汉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3.2传教士《圣经》汉译理论的内涵

3.3《圣经》汉译理论的动态发展

第四节《圣经》汉译与佛教翻译比较

4.1中国学者对《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的比较

4.2《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相似性

4.3《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差异

第四章华人在《圣经》汉译活动中的角色转变

第一节最初的角色:翻译助手

1.1充当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老师和助手

1.2参与《圣经》汉译理论问题的探讨

1.3受聘充当襄理译文的重要角色

第二节传教士汉学家的合作伙伴

2.1与西方译者享有平等投票权

2.2参与对“和合本”的修订

第三节独立承担《圣经》内容的翻译

3.1何进善、严复:受聘译介《圣经》内容

3.2王元德、朱宝惠:独立重译《新约》

3.3吕振中:独立翻译整部《圣经》

3.4吕振中对《圣经》重译的思考

第四节小结

第五章论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

第一节严复所译《圣经》片断发现始末

1.1翻译研究界的长期疏忽

1.2严译《圣经》片断的历史记录

1.3严译《马可所传福音》的发现

第二节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背景

2.1历史文化背景

2.2严复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2.3严复对基督教入华历史的了解

2.4严复的《圣经》学识

2.5为什么选择《马可福音》?

第三节严复《马可福音》片断译文评价

3.1教会方面的评价

3.2遵从教会《圣经》汉译传统

3.3鲜明的个人翻译风格

3.4归化倾向和故意删改

3.5文学创作水平的发挥

第四节严复翻译《圣经》片断的意义

4.1历史意义

4.2文化影响

4.3文学价值

附录3:马可所传福音

第六章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

第一节《圣经》译者对圣经诗歌文学品质的认识

1.1《圣经》中的诗歌文学

1.2《圣经》译者对圣经诗歌文学品质的认识

第二节圣经诗歌翻译在语体和风格上的演变

2.1从文理到官话:以《弓歌》的翻译为例

2.2从官话到现代汉语:以《雅歌》的翻译为例

2.3回归古体诗:以《后典》诗歌的翻译为例

第三节从神学意象到文学意象的转变

3.1神名在翻译中的嬗变

3.2《圣经》汉译本对上帝之名的不同译法

3.3从神学意象转向文学意象

3.4中国翻译家采用“亚卫”译名的目的

第四节“以诗译诗”的新传统

4.1传教士的“以诗择诗”尝试

4.2李荣芳翻译的“骚体”《哀歌》

4.3朱维之对“以诗译诗”的精益求精

第五节吴经熊翻译的《圣咏译义初稿》

5.1蒋介石与《圣咏译义初稿》

5.2《圣咏译义初稿》的轰动

5.3吴经熊的翻译风格

第六节中国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翻译的制约

6.1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目的

6.2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

6.3中国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翻译的制约

第七章《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第一节《圣经》译介对中国文学的纵向影响

1.1唐代的颂文和“圣歌”文学

1.2康熙皇帝的《十字架歌》

1.3吴蠢樵的《真神十戒歌》

1.4茅盾对《圣经》故事的演绎

第二节中国文人的读经传统与中国文学家的《圣经》修养

2.1中国文人的读经传统

2.2中国文学家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2.3汉译《圣经》的双重性质

2.4中国文学家的《圣经》修养

第三节中国文学界对圣经文学的介绍

3.1“文学研究会”对圣经文学的介绍

3.2“创造社”对圣经文学的介绍

3.3“新月社”对圣经文学的介绍

3.4中国学者对圣经文学的系统研究

第四节白话《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4.1《圣经》典故和意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4.2用《圣经》章节代替前言和序言

4.3对《圣经》内容的化用

4.4《圣经》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影响

4.5“雅歌”与“牧歌体”的开创

第五节小结

第八章结论

第一节《圣经》汉译史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宗教政治与意识形态对《圣经》汉译活动的制约

第三节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对《圣经》汉译活动的影响

第四节中国文学-认知环境对《圣经》译本功能的改变

第五节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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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包括《新约》、《旧约》和《后典》在内的《圣经》翻译源远流长,产生了特殊而丰富的翻译文化。然而,由于《圣经》文本的宗教性在西方基督教国家被视为《圣经》的主导价值,宗教界的《圣经》翻译研究比较活跃,而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讨《圣经》的翻译和接受,在当代西方文学翻泽研究中基本上还是学术空白。 肇始于唐朝,持续了1350多年的《圣经》汉译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形成相对独立的《圣经》翻译传统和文化: (1)《圣经》中文译本种类繁多,语言风格多样,读者群体多元。 (2)参与《圣经》汉译的人员庞杂,文化背景多样,并出现了翻译主体的更替。翻译主体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翻译策略的不同和译本影响力的差别。 (3)《圣经》汉译实践产生了丰富的翻译思想,包括来华传教士在内的《圣经》汉译者对圣经汉译进行了理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4)中国传统诗学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中国文人的读经传统对《圣经》的文学诠释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文学品味的中文《圣经》译本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作品,甚至来华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也被认为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一种。《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5)中文《圣经》被认为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种泽著之一。以《圣经》文本为思想内核的基督教文化,通过《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与中国文化开始接触、产生过碰撞进而互相调合,中西交流最终跨出宗教传播的狭窄范围,迈向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对话。 由于历史的误解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圣经》汉译史及其隐藏的意义被长期忽视。这表现在:第一,圣经汉译研究本来起步就晚,学术意识仍然不够开放的中国大陆学者对《圣经》汉译研究依然抱有偏见。其次,已有的《圣经》汉译研究分散而不成系统,学术实践比较混乱。某些重要史料因为长期未被发现或受到忽视,未得到发掘和深入研究。此外,对于《圣经》汉译的研究,国内—国际、大陆—港台、教外—教内之间均存在很深的隔膜。隔膜的存在严重阻滞了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可以说,对于《圣经》汉译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缺失甚至空白。 该文以“从宗教到文学——《圣经》汉译研究”为题,除“绪论”外,计有八章。第一章综述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传统,第二至七章涉及该研究的主要论题:(1)《圣经》汉译历史研究(第二章);(2)《圣经》汉译理论研究(第三章);(3)华人翻译主体研究(第四章);(4)严复翻泽个案研究(第五章);(5)圣经诗歌翻译研究(第六章);(6)《圣经》译本影响研究(第七章);以上分论题构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圣经》汉译研究”。最后一章得出3个结论:第一、《圣经》汉译史是中国翻译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经》汉译理论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有机构成;第二、严复介入《圣经》片断翻译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出文学化趋向;以李荣芳采用“亚卫”神名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局面;第三、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深受中国诗学传统的影响;《圣经》译本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接受深受中国文人读经传统的影响;多种《圣经》汉译本,包括“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以及《圣经新译本》,在当代中国(教外)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认知语境下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作品”。 该研究涉及《圣经》评断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翻译研究7个领域,采用了文献描述法、历史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从整体上看是对《圣经》汉译传统的历史研究,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体现了三个创新点: 第一、该研究结合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历史和现状,站在文化翻译研究的高度,界定了“《圣经》翻译文化”和“《圣经》汉译研究”的概念,首次全面挖掘、系统梳理中国翻译史上的《圣经》汉译传统,参考了370余种资料,资料全面,梳理细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知识考据价值。 第二、该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圣经》汉译研究,许多资料是首次使用,并从中引发出新的见解,如朱维之对中国《圣经》汉泽研究的奠基作用、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标志性作用、李荣芳采用“亚卫”神名译称的目的,尤其是对吴经熊翻译风格的分析、对张久宣《圣经后典》翻译的涉及、对《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的系统比较,以及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一认知环境对《圣经》文学接受的影响等,在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开拓精神。 第三、该研究吸纳其他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统揽《圣经》汉译研究的主要领域,加上自己的研究、理解和心得,可以说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中国翻译研究中“《圣经》汉译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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