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闻一多新诗理论比较

摘要

在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发展史上，郭沫若、闻一多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新诗奠基时期重要的诗人，又是新诗理论发展史上重要的诗学理论家。
　　他们基于自身诗歌创作实践，结合中外诗坛发展状况，提出的新诗理论对早期新诗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当前新诗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尽管他们的新诗理论存在诸多富有意味的不同乃至对立，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优秀的诗人并且创作大量优秀的诗篇。经过分析比较，郭沫若和闻一多的新诗理论确实存在诸多分歧，但很多分歧仅是表面的，往深层分析，他们是存在着契合之处。他们的这些诗学观念不仅放在特定的新诗发展阶段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对当前诗学体系的建构也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引言:基于郭沫若前后新诗理论发生较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拟将本文的研究范围缩小至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也即将郭沫若前期的诗论与闻一多的新诗理论进行比较。如果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材料且对问题的阐述大有裨益也将会被采用。郭沫若、闻一多二人在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成就，各自的诗论特色、比较价值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部分:诗艺创作观:“写”与“做”。基于不同的诗美追求，对于诗歌创作的具体态度，郭沫若主张‘写诗观’，闻一多倡导‘做诗观’。论文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1)从诗人诗歌创作的不同贡献阐发:郭沫若是“革命创造型诗人”、闻一多是“文化建设型诗人”；(2)新诗发展与诗材选择。从两个大方面来探究好诗的来源，及对新诗健康发展道路的探寻。
　　第二部分:诗风追求观:“汪洋恣肆”与“含蓄蕴藉”。郭沫若和闻一多在诗作中对感情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郭沫若主张对自我的张扬和情感的放纵，闻一多偏重压抑自我的情感，具体采用以形节情、以理节情等方式。情感抒发方式的不同源自他们生活经历、艺术气质和外来影响的差异。被誉为文学之冠的诗歌，应该如何抒发诗人的感情，是汪洋恣肆好，还是含蓄蕴藉好?该部分将从诗人的文化功底、艺术气质、生活经历的不同来探寻造成这些不同主张的深层根源，并指出诗人的感情无论是汪洋恣肆还是含蓄蕴藉，只要合乎诗歌创作的艺术原则，把握好度，主情和节情都是可取可行并且都可以创作出佳作。
　　第三部分:诗体建构观:“自由体”与“格律体”。从新诗诞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出发，来探讨新诗的外在形式表现，即自由体与格律体并存的事实。在新诗诗体意识的自觉建构方面，郭沫若、闻一多共同致力于打破旧诗体、建设新诗体。在创作新诗时，郭沫若并非不讲究任何形式规范。他和闻一多在新诗诗体建构实验方面的努力同样都是不遗余力的。以郭沫若、闻一多为代表的第二代新诗人共同为新诗代替旧诗成为诗坛的正宗诗体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现在的许多诗体在他们二人那里其实已经大体齐备了。在对待新诗形与质完满的结合上，郭沫若、闻一多共同创造了时代的伟美之声。
　　结语:新诗现状及远景分析。通过对当前坛发展状况的粗略扫描，对新诗存在的问题做出简要分析，指出某些问题的存在恰恰在于有悖郭沫若、闻一多早期对于新诗发展的理论主张，如诗歌表现内容的选择、诗体形式的革新、诗歌表现情感的炽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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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诗艺创作观：“写”与“做”

（一）革命创作与文化建设

（二）新诗发展与诗材选择

二 诗风追求观：“汪洋恣肆”与“含蓄蕴藉”

（一）主情与节情

（二）影响两种诗风形成的因素

（三）新诗生命力探寻

三 诗体建构观：“自由体”与“格律体”

（一） “自由”与“格律”之争

（二）双方诗体建构的具体努力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