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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与阐释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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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与阐释学的关系

第二章通向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理论的三条路经

第三章杰姆逊文本阐释理论的意识形态策略

第四章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目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第五章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与文学研究

第六章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与文化研究

结语杰姆逊文本阐释理论的研究意义及其理论局限

参考文献

致谢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出版)的论文和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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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研究的是美国当代左派文坛领袖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阐释理论的建构路径、主要内容、对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意义,从中见出杰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的新发展及其理论局限。论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围绕杰姆逊赋予新内涵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诸概念,把文学/文化的阐释研究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理论的问题性中,在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论说策略中凸现了杰姆逊理论的特色与贡献。本论文对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新建构的研究,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当下语境中文化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的方法。 本论文共分导论、第一、二、二、四、五、六章和结语八部分。 导论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 一是论题的提出和理论的使命:随着新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来临,资本主义进入晚期发展阶段,它在文化层面上以新的方式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面对新的文化实践,时代呼唤适用于当代文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化理论的出现,既让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统范畴获得当代意蕴,又能够对当下文学/文化问题做出恰切阐释。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理论尝试之一,他开创的新视野,发展的新方法,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极具理论启示价值。 二是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杰姆逊的大名和他对后现代文化的经典分析论断并不陌生,他的主要著作大多有中文译本,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杰姆逊理论的重要资料。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杰姆逊研究趋于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陆续有学者将杰姆逊的思想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研究,出版了研究杰姆逊理论的专著,另一方面,国内许多文艺批评学者将杰姆逊理论零散地套用在分析电影、广告等文化文本上。国外对杰姆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1990年至2003年,北美地区有三百多篇博士论文涉及到杰姆逊。综观热闹的杰姆逊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在国内为数不多的杰姆逊研究著作中,大多认同杰姆逊理论是在坚持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原则下,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的辩证综合的理论,而很少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和当下建构的角度来研究杰姆逊的理论。 三是杰姆逊学术思想的历时演进和阐释学的形成:杰姆逊的思想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从批评到理论的过程。其学术发展大致上可以《政治无意识》为界线,划分为二个时期,前期是理论建构时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杰姆逊完成了他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建构,后期主要是批评实践,他以论辩的姿态参与了文学和文化领域的阐释实践。杰姆逊的理论探索,对哲学的兴趣和思考是与严谨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的。 四是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和理论建构:杰姆逊的阐释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而且是将形式结构作为分析社会生活的场所;更扩展和超越了单纯的文本分析,因为它有明确的指向未来的政治维度;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综合,而是在吸收了传统阐释学与现代阐释理论有价值成分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有独特理论品性的阐释理论。本论文将杰姆逊的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体系中,探讨了杰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局限性。他丰富和拓展了经典概念的意义,使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下问题成为可能。研究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由一管而窥全豹,准确把握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貌,并且,对于我们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解决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章论述了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与阐释学的关系。 杰姆逊认为以《圣经》为核心文本的神学阐释和弗莱的原型批评对文本阐释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四维度的生成性结构的释义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从文本的字面意义逐层地去追溯它的最终的直接指向文本之外的未来意义。第一个层面到第二个层面是历史事件向个人传记的转化。个人主体的出现,导致了道德和神秘力量的出现,才有了第三层面道德层面和第四层面神秘解释层面。道德层面仍然是对个人灵魂的阐释,在本体论上是不能自足的,还需要有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重写,于是神秘层面出现了。它们能够建立起文化制品与人类最终极意义之间的联系,这一宏大叙事结构的操作在杰姆逊看来是要完成一种意识形态功能。第一、二个层面是为意识形态投资做准备,第三、四个层面实施了阐释的意识形态投资。杰姆逊认为要想让这个宏大叙事框架为我所用,就必须在寓言层面进行操作,寓言是一手段,是一种阐释符码,就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来说,生产方式是其阐释符码,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投射和暗示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个序列,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的伟大工程,这种符码阐释,杰姆逊认为是由政治无意识的叙事机制来完成的,宏大叙事的最终意义就是在这种叙事中寻找生产方式的位置,来解决阐释的困境,揭示文本暗含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含义。杰姆逊还特别关注弗莱对中世纪的阐释理论中四层面生成性结构进行的重构,认为弗莱的寓言和社会层面的阐释为我们敞开了集体和社会阐释的战略契机。 第二章论述了杰姆逊建构的通向其文本阐释理论的三条路经。 第一条是阐释符码的形式主义路径。每一种理论模式都有自己的主导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精神分析的“欲望”,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如此等等。而杰姆逊为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确立的主导符码是“生产方式”,并且他借助结构主义的语言共时性范例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历时的生产方式概念划分为“共时性生产方式”与“非共时性生产方式”,使生产方式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理论不可愈越的必由之路。 第二条是历史主义路径。杰姆逊认为如果我们要接触社会历史只有通过事先的文本化才能够实现,作为共时性生产方式整体结构的历史是“缺场的原因”,阐释的历史主义路线把文本与社会历史,符号与意义通过历史化联接了起来。 第三条是阐释的主题和阐释主体的位置的路径。当今哲学体系或思想都有自己的主题,杰姆逊也预设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最终主题——从必然王国争取自由王国的集体斗争。资本主义理论都假设主体是完整和自足的,后结构主义意味着主体的终结。杰姆逊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性关系中有三种主体性:资本主义全盛时期产生的“自由的个人主体”,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非中心性的破碎主体”、未来集体乌托邦社会的“集体性主体”。杰姆逊认为乌托邦未来才是“真理的场所”,清醒地认识主体的位置,也就清楚了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斗争这一主题过程中,主体应该保持对于未来的憧憬,更好地认识过去,体验今天,掌握未来。 第三章论述了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的意识形态策略。 马克思主义探讨文学/文化文本时有一种基本地表述策略:通讨分析文本的意识形态模式主要是阶级立场和表达,来表明它们与经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意识形态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一种更为贴切精微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解答,为此,杰姆逊提出了三个阐释策略:政治、社会、生产方式。这三个主题是以同心圆的框架由内而外拓展,这个框架明显来源于对神学四层阐释方法的改造。在这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上,杰姆逊给我们提供了在文本内部重建意识形态构形的策略。 杰姆逊阐释理论的第一个层面,是政治和历史的视界。即文化制品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作为象征性符号行为被建构,或者作为现实不能消解的矛盾而投射的符号制品。杰姆逊认为这个政治视域是个狭小的限阈,因为文化客体只作为具有象征性行为的个别现实。 杰姆逊阐释理论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视界,符号制品和主体以对话的方式表达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文化客体这时是作为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在地。这样,人们借以分析文化客体的语义范畴便自然地被扩展到社会阶级的范畴。在杰姆逊看来,幸存的文化是主导阶级的单一声音。他借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观念,把主导文化的表达形式与被它排斥在外的亚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对峙,重写为两个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象征性举措。 最后一个阐释层面,是作为人类全部历史的最终地平线,即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把个别文本和阶级对抗的视域拓展到不同阶段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杰姆逊认为在这个最后视域内文化分析的任务就是拒绝被同化的旧的或新的生产方式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或及其制度的斗争与对抗。通过斗争与对抗,主导阶级以其特有的话语方式对其他阶级施加思想控制和思想霸权。这个时刻的终极文化客体杰姆逊为之命名为“文化革命”,即文化制品中共存有许多政治声音和叙事的重叠,它们共同作为具有对抗性的意识形态。 从杰姆逊的视域看,文本的意识形态运作与文学的形式是捆绑在一起的,审美形式的表达蕴含了文本的意识形态信息。杰姆逊是从文本阐释理论的视角,寻求解决文学效果(审美效果)与意识形态表达关系的方法。 第四章论述了杰姆逊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的目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杰姆逊的阐释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功能,意识形态是其否定方面,乌托邦渴望是其肯定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理论在进行文化阐释时要采取双重视角,这就要求这种阐释理论不能仅满足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功能,同时,文化客体要试图投射出与意识形态相伴共生的“肯定解释学”,即将个人幻想的乌托邦重写为人类的集体命运,恢复和动员起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乌托邦未来视域的恢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从本雅明的心灵整体性,萨特的自由,马尔库塞的爱欲,到布洛赫的乌托邦化冲动,这些文本中无法压抑的愿望,帮助人们恢复与保留文学/文化文本中的真实的政治维度,只有保持这种乌托邦冲动才能寄希望一种尚未到来的普遍文化的普通阐释,这正是杰姆逊真正期待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与艺术真正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的理论相一致的。 第五章论述了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杰姆逊以论辩的姿态参与了批评实践。杰姆逊认为:批评的义务是恢复和重新动员起作为人类集体遗产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乌托邦欲望。本章论述了两个问题。 一是现代性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本阐释。杰姆逊通过把文本的不同风格连接到资本主义不同发展的阶段上,划分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周期性。他宣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多国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层面。从文化上讲,现代性强调:艺术的纯洁性和文化的自律性。杰姆逊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文化反应是现实主义,旨在提供理解这个新经济发展阶段的文化表现形式。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第二次文化反应,它表现为批判的、颠覆的、对抗性的,现代主义本身反对商业的渗透。杰姆逊认为现代艺术是艺术家(集中的主体)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创作,充满了艺术家的浪漫气息。 二是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文本阐释。后现代是暗示一种划时代的改变或与现代性的决裂:全球化市场和投机金融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以代替更早的工业的和垄断的阶段。这一变化标志着人类生活完全被商品化。文化变成了经济,而经济和政治变成了如此众多的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不是主题问题,也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形式。杰姆逊深刻剖析了后现代主义的构成特征,指出了后现代艺术是全新的文化政治形式。杰姆逊从现代主义的传统中走出来,他借助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现代主义者到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过渡。第六章论述了杰姆逊的文本阐释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阐释实践。本章论述了三个问题。 一是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杰姆逊把作为文化主导的后现代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在后现代社会中,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文化制品正在成为商品。在后现代社会中广告、形象文化、新闻出版以及建筑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后现代文化的逻辑是让一切都服从于时尚、想象和媒体的变化,后现代的所有文化被包含在时尚文化之下。在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中,意识形态已明显地缺乏内在的颠覆力量。资本的意识更是通过消费的普遍化而散布到整个人类生活中。 二是杰姆逊的亚文化、边缘文化、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杰姆逊认为民歌、童话、民间庆典、魔法、巫术、黑人文学、少数民族文化、女性文学、同性恋作品、民间艺术(民间音乐、舞蹈)、传奇、冒险故事等作为被排斥在外的亚文化和边缘文化,与主导文化的表达形式,在当代世界中,被重写为两个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象征性举措。文化制品中共存有许多政治声音和叙事的重叠,作为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当代热点的女权主义问题、性歧视、男女劳动分工等问题,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被杰姆逊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中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三是杰姆逊对未来文化的规划。杰姆逊定义的新的文化形式的美学——认知规划的美学,是将文化客体置于后现代的全球关系的语境系统中,把它与社会、政治、心理的关系进行认知规划,从而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关系。认知规划的美学试图赋予个人主体在全球位置中的集体统一性。杰姆逊认为“认知规划”提供了一种连接方式,将个人与全球性的整体联系起来。人们会从更新的恢复人类前景的欲望中受到激发,从而完成杰姆逊乌托邦式的拯救人类于后现代的宏大理想。 结语探讨了杰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局限。 一是杰姆逊对马克思主义诸概念的发展。“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本是“历时”建构的,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杰姆逊借结构主义语言学共时性范例改造了“生产方式”概念,划分为“共时性生产方式”与“非共时性生产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适用于阐释当代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意识形态总是被看作虚假意识,杰姆逊从结构主义尤其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审美效果的问题性中发展了“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杰姆逊通常将由叙事机制、语言方法或形式结构表达的意识形态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从杰姆逊的视域看,文本的形式与文本的意识形态运作是捆绑在一起的,审美形式的表达蕴含了明确的意识形态信息,杰姆逊的意识形态形式既可以抽象为结构形式,也可以具体化为叙事,杰姆逊赋予意识形态以形式和审美的有效性。 解决主体的地位问题是摆在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理论问题。杰姆逊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就主要表现对主体异化的生动展现上。如阿多诺关于审美感知对商品拜物教的诊断,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思想和语言解剖。他们都假设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阶段中,主体是相对完整和自足的,但资本主义个人化的主体阻碍了资本主义文明返归先前构成资本主义主体所必需的东西。在杰姆逊看来,解决这一主体位置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进行新的乌托邦思考,认同乌托邦未来才是真理的场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在任何宗旨的中心,而是历史的移动。他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主体性进行了重新的建构。 二是乌托邦维度的恢复与乌托邦的空想性质。在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文艺一般被视为反抗性的、颠覆性的、具有扭曲力的意识形态审美形式,而在杰姆逊看来,文艺更应具有努力建构集体主体性和乌托邦美好前景的功能。杰姆逊阐释学的“肯定”方面的目标与经典作家的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都是向着未来,向着人类的自由与发展。人类的解放最终还是现实中的解放,现实中的矛盾不可能在想象界完成。杰姆逊规划了认知规划的美学,作为恢复人类前景的新的美学功能。它虽然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质,但却是将文化、政治、美学整合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下的伟大理论实践。 三是绝对的政治视角与泛政治化。杰姆逊将文本化过程称为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化。在杰姆逊那里政治做为人的本能、欲望,是与生、死、性一样平常的无意识。由此可见政治在杰姆逊理论中的分量。他试图模糊艺术与政治的界线,把艺术解读为政治叙事。他要把“政治”作为他阐释学的绝对视角,将历史中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这样做无疑是夸大了艺术的政治作用。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就是把在当代生活中被物化和私有化压抑和排斥的政治本能、政治欲望,重新文本化,这个理论确有泛政治化之嫌。 四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文化研究。杰姆逊本人有一句著名的话概括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点:“the becoming culture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becomingeconmic of the culture.”文化和经济的界限越来模糊了,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伴随着诸如美国大片、电视娱乐节目、快餐文化、游戏产品、时尚广告等的流行,这些文化产品所附加的西方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乃至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文化层面的进入正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第三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杰姆逊尖锐地指出,文化扩张只是表层现象,根本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先前民族相对独立地区的经济、文化侵入。杰姆逊对后现代的“亚文化”、“边缘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化倍加关注,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注。杰姆逊将它们作为主导文化的对立面,希望通过理论阐释来重构被压迫、被边缘化的文化。 杰姆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关注社会,关注政治的传统,他的阐释理论在想象界构想的蓝图,是以纯粹沉思的方式完成的,与问题的实际解决尚有距离,仍处于乌托邦的思想规划之中。但他在理论上的努力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他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对乌托邦冲动的恢复与对人类未来的设想以及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都有潜在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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