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嬗变

摘要

艺术的力量来自形象的力量。英雄形象既是军旅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军旅小说欣赏的重要兴奋点，更是军旅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得以存在与繁衍的根本价值所在。本文从英雄形象塑造这一理论视角介入军旅小说研究，力求通过对于新时期以来30年军旅小说英雄塑造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解析，揭示其在祛魅、消解、重构的三个阶段所呈现的样态类型、嬗变轨迹、人物特征，探讨价值与意义，反思局限与缺失。论文力求既以军人视角“同情之理解”，又以学人立场理性之分析，使研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理交融，富有生命。以期为当代军旅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为当下人们所普遍存在的精神疲软与信仰缺失，提供值得参照的人物典范与正面价值，乃至一定意义上的生命启示与精神支撑。
　　 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论文思路，并对军旅文学、军事文学、军旅小说等概念做了历史梳理与理论界定。
　　 上篇论述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新时期军旅小说在人性精神的大旗下，诉说着“英雄是人”、“军人是人”这一共同主题。以南线战争爆发为触媒，一股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以惊涛拍岸之势席卷文坛。这其中，南线战争小说首先登场，无论是充满人性美与人情味的女性形象，还是带着痕伤与缺点的男性英雄，都传达出英雄形象由从神性回归人性的重要转变；国民党军队题材小说，超越了意识形态隔阂和阶段英雄窠臼，在还原曾经被妖魔化、概念化的国民党军人形象中，完成了由政治英雄理念向民族英雄理念的升华；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的历史战争小说，独辟蹊径地将目光转向了民间战场，塑造出民间文化熏染下的，不受意识形态规训的民间英雄形象。在南线战争的炮声廖落之后，和平军旅小说异军突起，攻占了军旅文学的大片领地。这些小说以军人职业的为他性与人性的为已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英雄祛魅的基本理念，塑造了极左政治下诞生的荒诞英雄、在“英雄性”与“人性”中取舍的硬汉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中抗争中的宿命英雄形象，将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描绘得深沉而厚重。军中的硬汉形象、复合的圆整人物、逆反的心理定势、萌芽的情爱意识、崇高的命运悲剧，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强烈的“主题意向”造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祛魅与赋魅的内在矛盾，最终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只能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并且表现出“共性”对于“个性”的遮蔽、“英雄性”对于“人性”的挤压、“人性”对于“军人性”的消解的局限。
　　 中篇对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军旅小说的英雄消解展开论述。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面临着祛魅后的英雄危机。多数作品由对于军人牺牲奉献精神形而上的审美提升，转向对于军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艰难与精神疲软的形而下的描摹。“农家军歌”小说与大院小说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二者分别在开掘农民军人的“劣根性”与描绘大院军人“醉太平”的图景中，消解了已化为军旅作家心理定势的“英雄情结”。“农家军歌”秉持“出身决定论”，在消解“农民性”之于农民军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烘托的同时，记录下根深蒂固的“农民劣根性”对于农民军人无远弗界的腐蚀作用。大院小说则信奉“环境决定论”，塑造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熏染下不堪一击的大院军人形象。英雄消解的独特意义在于：以多维度的形象建构跳出了只照军人“正面像”的窠臼，以丰富的心理描写改变了重行为的人物塑造范式，以对情爱的欲望化言说还原了真实的人性。然而由于“农家军歌”与大院小说所表现出的批判理性的缺失、题材选择的失衡、文化场阈的错位与军人特性的忽视等局限，使得这一矫枉过正的小说潮流在昙花一现后逐渐式微。
　　 下篇论述90年代中晚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自90年代中晚期开始，战争题材--这一军旅文学的独有资源，重新得到重视和开掘。无论是南线战争小说、历史战争小说，还是瞄准未来之战的军队改革小说，都成为军旅小说突出重围的重要突破口。一大批沉甸甸的长篇军旅小说新鲜出炉，形成了继80年代以后军旅小说创作的新浪潮。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将重构英雄的视点转向对于军旅英雄边际价值的开掘，塑造了在战火中重生的时代哀兵、瞄准未来之战的新型军人、重塑军人精神的新酷兵王等一批时代军人形象；新革命历史小说以对于英雄成长史的展现替代革命历史的书写，塑造了独具魅力的父辈英雄、“无语”的紫色英雄和粗野的血性英雄形象。这些颇具新质的英雄人物以独具个性的形象塑造、细腻深邃的心路历程、放纵不羁的世俗情欲、霸道强悍的男权意识和荒诞悲怆的命运轨迹成为军旅英雄画廊中的独特存在。但是军旅小说在英雄重构中表现出的世俗化、模式化、理念化的局限，也在提醒着人们英雄重构的艰难。
　　 结语对于未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指出回归军旅与走向大众将会成为两条主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