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1919-1930)

摘要

中国电影史是一部心灵的接近、深探与表现的历史。早期中国电影通过进入大众心灵并达成心灵的默契后才成为一门大众的艺术和新兴的产业。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从心灵的表现角度解析早期中国电影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文学中人的发现的观念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其他文艺形式的影响，以及文艺与人的心灵不可分离的重要艺术规律，也能揭示出鸳鸯蝴蝶派文人对1930年代后的左翼电影、孤岛电影乃至当代电影的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一手报刊史料，从电影传播的角度解读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把传播环境、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结合起来，将早期中国电影呈现在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人、受众与大众传媒体系、电影院形成的公共格局的交互影响中考量，揭示中国文化如何在电影与文学观念的互相影响中从传统走向现代。
　　 早期中国电影向鸳鸯蝴蝶派小说汲取养料，通过对现代生活的反映、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的道德劝化走进市民的心灵并起到娱乐、引导的作用，成为早期中国通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哀情小说是哀情片发展的重要基础，哀情片所包孕的哀情元素又成为其它电影类型的组成部分。在哀情小说的助力下，哀情片逐步脱离文明戏的陈旧模式，用心灵书写的方式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鸳鸯蝴蝶派文人将小说的讽刺功能融入滑稽片的剧情之中，在情节建构、人物表演、市民生活的书写方面有所探索，从开心影片公司的创作开始，滑稽片正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中较有影响的类型。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了不少武侠小说的创作，为武侠片提供剧本改编基础，培养了一批电影观众。在对武侠小说的吸收与改造中，武侠片逐渐形成富有奇观效果的影像风格，令观众沉浸于心灵的狂欢，获得空前的商业成功。武侠片的盛行，又进一步刺激武侠小说的市场，扩大小说的主要作者--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社会影响，也对小说创作风格产生影响。鸳鸯蝴蝶派文人利用大众传媒发表电影批评，形成有利于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二空间，其中既有电影理论的阐发，也有电影舆论的表达。影戏说是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影戏话》是影戏说的先驱，其文人影话的风格又体现出心灵的交流的特点，以它为引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影戏说，为早期中国电影发展提供舆论支持。电影音乐是电影剧情的诗化提升与旋律化表达，是引发观众心灵共鸣的最佳方式之一。1920年代是中国电影音乐的准备期，都市的商业、文化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为1930年代电影音乐的产生架构了成长空间，鸳鸯蝴蝶派文人在其中起到催化、孕育与推动的作用。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文学观念运用到电影中去，在文学和电影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早期中国电影较为深入地表现市民的心灵与适应市民的趣味，获得市场的成功。鸳鸯蝴蝶派文人不仅为早期中国电影提供了走向心灵的途径，也提供了维护这种心灵的艺术的舆论空间，早期中国电影正是在与鸳鸯蝴蝶派文人的良好互动关系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