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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吟咏情性”——以《诗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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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绪论

第一章 何谓“情性”

一、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二、咏情与言志之辨

三、吟咏情性

第二章 直寻:吟咏成诗

第一节 吟咏直寻:“自然真美”的抒写路径

一、“吟咏直寻”与自然情性

二、直寻与用典

三、吟咏与贵声律

第二节 吟咏成诗与诗之“滋味”

一、写物以穷情

二、兴、比、赋三义酌用

三、风力与丹采统一

第三章 至情至性与“情兼雅怨”的诗学理想

一、至情至性:诗可以“怨”

二、文典以怨:婉而成章

第二节 怨而有骨的风雅艺术精神

第三节 以怨为情的审美境界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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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钟嵘在《诗品序》中明确提出,诗歌的本质正在于“吟咏情性”,此“情性”是源于诗人感荡于外物或所亲历的社会事件,即目所见所感而抒发的个人之情,这一观点的提出渊源有自,一方面先秦儒家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就早已涉及到了“情”、“性”与“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使得诗歌“咏情”之风盛行。在众多的情感形态当中,钟嵘独举“怨情”为诗歌“吟咏情性”之至,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众多的情感形态中,以怨为情更为真切、深刻,让诗人情不自禁地诉诸笔端,更因为他认为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钟嵘不是从政治教化话语体系,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分析诗歌的作用,这一点就使得诗歌的功用和价值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在谈到具体的诗歌创作手法时,他提倡诗歌是用“直寻”的方式自然吟咏而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写物以穷情”,“兴”、“比”、“赋”三义酌用,“风力与丹采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创作手法去达到有“滋味”的诗歌艺术境界,因此他在《诗品序>中直接有力地批判了与“直寻”相抵触,而当时文坛又十分盛行的诗歌创作手法,即“用典”、“贵声律”,钟嵘清楚地认识到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诗人对诗歌体式的探索创新是必然出现的阶段,但若在诗歌中过多“用典”、看重诗歌声律的运用则会伤害诗歌“吟咏情性”的抒情本质,继而他在批判文坛歪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诗歌应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对后世的中国古典诗学思想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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