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就业变动：中国实证与区域比较

摘要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尽管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经济的高增长并未带来相应的就业，就业弹性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于此同时，在我国工业以及服务业领域都出现了显著的资本深化态势，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不断提高，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培刚(1949)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如果将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整体作为一个生产函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与生产函数中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要素的变化有关，因此，无论在实证或是规范层面，对于我国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就业之间关联机制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深化过程对于就业的影响作用是极其复杂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对此问题进行完整分析的理论框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针对我国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就业之间关联效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缺乏区域以及产业层面的实证。本文在大量的数据整体工作基础上，对我国各区域二、三产业就业以及资本深化现状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1)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二、三产业反而具有较低的就业弹性。
　　 (2)以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作为考察资本深化程度的指标，我们发现，无论从还是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来看，我国相对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却具有最高的资本深化程度，同时投资率(投资与GDP的比值)也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中最高的。
　　 (3)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加上金融机构贷款比上当地GDP水平作为反映金融信贷扩张的指标，那么西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扩张程度在2000年之前的绝大部分年份均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
　　 就一般经济理论来看，产出和储蓄是投资的基础，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低，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有待加强，金融体系发展也相对滞后，但却具有三大区域中最高的资本深化和金融信贷扩张程度，这无疑令研究者疑惑。
　　 本文在对我国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就业之间关联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试图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就业增长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对上述提到的现象提供一种解释。
　　 从理论上看，技术进步对会导致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要素相对比例的变化，从而诱发资本深化的可能，我们的实证发现，尽管我国二、三产业技术进步均具有资本增强的倾向，但却并非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主因，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要素构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力的“挤出”，从而对我国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我国的资本深化也在大部分区域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这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值得学术界与决策部门高度关注。
　　 本文的内容框架和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通过对现实状况以及经验现象的描述，引出本文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并介绍研究方法和思路框架。
　　 第二章对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就业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第三章对我国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就业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我国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技术路线选择的背景和影响因素的比较，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经验判断：在我国由于转型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的自主技术选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在政府战略的影响下被动选择了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路线，各种“非技术性”的因素导致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选择产生偏移，因而，对于我国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之间的关联以及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我们应该持有谨慎的预期。
　　 第四章在详细估算我国1978-2007年各省市二、三产业的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对我国各区域产出、就业以及资本深化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比较，结果表明，在1985-2007年期间，我国各区域二、三均出现了显著的资本深化加强的态势，同时各区域间资本深化程度的差距正不断扩大，表现出显著的发散。在第二产业方面，西部地区的资本深化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同时西部地区也有着相对最高的投资率；第三产业方面，东部地区的资本深化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而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却低于中部与西部地区。我们发现，相对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有比其他相对发达地区更高的投资率以及资本深化程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第五章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方法，对我国各区域整体经济以及二、三产业的技术进步情况进行了测度和比较，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区域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正增长状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大部分出现负增长的省份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整体技术进步水平要高于其他区域；在第三产业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领先于中、西部，而在第二产业，我国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却相对落后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和产业特征来看，我国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之间似乎存在现象上的关联。
　　 第六章在之前章节的基础上，对我国各区域二、三产业的技术进步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我国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尽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二、三产业技术进步均具有资本增强属性，但技术进步并非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资本深化在我国并非一种技术现象，同时也证实了本文第三章的分析：在我国较为复杂的体制背景下，各种“非技术性”的因素导致我国企业的整体技术选择产生偏移，因而我国的资本深化也更大程度上与“非技术性”因素有关。
　　 在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深化的可能被否定之后，我们从我国体制层面入手，提出了另外一个关于资本深化原因的假说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即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支及以及区域竞争的双重压力，相对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较低，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往往倾向加强对投资领域的干预力度，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促使银行放贷，而信贷资金大量则流向政府控制的国有经济领域，这一方面加速了金融信贷扩张，另一方面则在工业领域推动了资本深化。实证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假说，在我国各区域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指标、金融信贷扩张指标以及资本深化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并且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我们也发现，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无论在投资领域还是就业领域均处于主导地位，这与我们的假说形成了印证，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何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投资率以及资本深化水平。
　　 第七章针对我国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就业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我国大部分区域的就业增长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资本深化在我国大部分区域对就业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西部地区的资本深化却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也证实了本文第三章的预期，由于我国企业的技术选择很大程度上被各种非技术因素影响而产生偏移，并且偏移的方向具有较强的资本增强特征，这也使得技术进步对于就业产生了“挤出”。结合之前章节的分析结论，我们对我国西部地区较高的二、三产业就业弹性以及东部地区较低的就业弹性提供了一种解释。
　　 第八章在总结之前章节分析结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深化以及劳动力剩余的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与就业政策选择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