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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

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3-06-29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会议文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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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我国农村妇女占农村人口的半数以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主力军.民族地区妇女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发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既是农村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文章以全国妇联/李嘉诚基金会"启璞计划"项目资助的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新铺村开展的参与式妇女发展项目为个案,阐述了"种子计划—妇女珠绣队"项目的源起及实施过程.钦州长滩镇新铺村村支书关文艮在2011年经当地妇联组织选拨和推荐,参加在广西大学举办的全国妇联、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启璞计划"—村"两委"女干部第八期培训班并获得"种子计划—妇女珠绣队"的项目启动金2万元.rn 农村社区发展中参与式方法的运用以农村社区和社区农民参与为核心,以农民的乡土知识和技术为基础,以相关部门相互协调和支持为手段,让农民从中直接受益。钦州市钦北区长滩镇新铺村委“妇女珠绣队”项目在实施中强调参与式的运作,强调妇女在发展项目中的主体地位,是项目规划和实施的主要参与者与实施者。项目保证了参与妇女的需求和利益,从而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化。经过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所在村屯社区改变和发展,为该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搭建村民的沟通交流平台,村民关系融洽;2.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3.营造健康向上的文明新风,妇女地位提高。
  • 摘要:结合笔者参与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汶川大同”)在汶川县映秀镇黄家院村开展的“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实践,引发笔者欲将前期(2012)建构的脱贫行动理论,即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四大维度建构的社会工作介入贫困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用于分析灾后社区发展项目的愿望。文章以汶川灾后社会重建为背景,在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贫困社区重建的相关成果进行批判式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以往相关研究在理论运用与理论建构方面尚显不足,主要停留在实践层面的陈述与经验介绍,这可能与全球范围内社会工作作为实践性、应用性学科,因而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关怀方面缺乏足够重视有关。因此,结合相关成果和实践,建构一种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发展实际的整合性理论范式显得尤为必要。rn 本研究认为,总体上,汶川大同开展的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是社会工作将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结构引入灾后农村脱贫行动实践领域的一次有效尝试。但是,本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完善和深化的空间,这就需要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和实务界能够继续推动和完善该理论的发展,以进一步丰富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宝库,并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新型视角和分析思路。
  • 摘要:本文从“新发展主义”视角对几种传统农村扶贫模式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农村扶贫模式的路径。rn 其一,直接救助模式。其二,项目扶贫模式。其三,产业化扶贫模式。其四,农业科技扶贫模式。最后,小额贷款模式。rn 本文从新发展主义视角,反思中国传统农村扶贫模式时发现: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与解决贫困需求存在张力,扶贫官僚化、扶贫机制不健全导致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低,贫困农户依赖性强,产业化扶贫偏离扶贫目标、科技扶贫农村居民参与性不高、小额信贷扶贫资金浪费和流失等。基于此,新发展主义对创新农村扶贫模式的启示。1.重视和强化教育扶贫模式。2.推动异地开发安置模式。3.完善劳动力转移模式。4.促进市场经济扶贫开发模式。5.启动参与式扶贫模式。总之,创新农村扶贫模式,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协调发展。以发展生计能力为着眼点,提升就业能力,促进贫困居民全面发展。在新发展主义视角下,创新扶贫模式,打破传统的直接给予外在物质或现金的方式,转向造血和输血协同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动员农民广发参与,增强生存能力,提升发展能力。转变扶贫观念,发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个体优势和潜能,提升他们政府监督、自身的维权能力、参与市场能力。
  • 摘要:本文侧重于从山区农户生计策略的视角对其生计方式转型进行研究。文章以2012年为节点并向前追述5年和10年,根据这三个时间维度的农户生计策略数据刻画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主要围绕着调查农户的种植结构变化、劳动力配置变化和农户粮食自给变化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调查农户的生计方式已发生转变,山区农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显著增加,他们已经从十年前的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向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生计方式转变;相应的,从农户自给自足的角度来讲,农户的年度缺粮月数明显增加;另外,在家庭劳动力配置中农户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投入开始增加,从事地活动种类与十年前单一的农耕活动相比,趋于多样化发展。rn 哪些因素影响山区农户的生计转型是本文需解决的另一问题。在分析中因变量包括经济作物占总种植面积比重、非农劳动力数量占劳动力数量比重及人均收入变动率三个指标,其中经济作物占总种植面积比重和非农劳动力数量占劳动力数量比重描述了农户生计转型的程度,人均收入变动率说明了生计转型的结果。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研究方法上初步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进一步的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处理分析中的异方差和白相关问题后,回归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农户的家庭基本状况、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不同程度的对农户生计转型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农户家庭基本特征中家庭规模对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的居住环境(离市场距离、海拔)对其转型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第二,农户参加培训或参与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对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生计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农户的台地规模、现金和存款对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源于在考察期内山区农户“推台地”耕种早稻等粮食作物,且现金和存款又多用于医疗与房屋建设,用于生产投资较少,这意味着农户的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对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四,其他指标如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活动能力、劳动力比重、物质资本中生产性机械设备和役畜牛等对山区农户生计转型也存在影响,但影响不大。
  • 摘要:市场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交织,农民日益步入风险社会.本文基于对山东蔬菜种植区S村的实地调研,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小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家庭劳动力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是当地农民的普遍经营方式.人口稠密和耕地稀缺是当地的农业资源特征,经过长期摸索,蔬菜种植成为农户的主要产业.农民如斯科特所描述"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三种方法收集资料,完成29个半结构访谈案例和另外33人的无结构访谈.为改善农民的风险地位,提高农民的风险抵御能力,应着力于对农民知识体系的建设、加强农民对农民的教育和能力建设;同时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支持农产品市场和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构建完善的安全网改善农民的风险责任个体化现象。
  • 摘要:发展中国家农民面临自然灾害、经济冲击等多方面的风险。正是由于多种风险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脆弱性非常明显。由于自有流动资金的匮乏、正规风险分担机制(保险)的不完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贫困群体应对风险的主要工具,甚至有人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以往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风险分担影响的研究都将社会资本看作一个整体概念。但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需要,社会资本被细分为组织和网络、信任和团结、集体行动与合作、信息与交流、社会凝聚与融合、赋权和政治行为等不同维度。那么,在农户风险分担的过程中,到底是社会资本的哪些维度在起作用?哪个维度对农户风险分担作用效果最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农户应对风险的动态决策模型。其次,在实证上,本文采用了系统抽样方法抽取了武陵山贫困地区的湖北省建始县和重庆市黔江区两地500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
  • 摘要:作者在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研究”资助和农业废弃物利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联动机制研究课题资助下,结合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的农户固定观察点,采取随机抽样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湖北省新洲区和随州市的24个行政村的403个农户的农业废弃物利用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问卷侧重于了解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居住地到最近集市或市场的距离、对附近公路的满意程度、村中是否有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是否有有线电视、是否有电话、是否有网络等)、被调查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兼业、是否参加培训是否参加农业协会等农民合作组织)、农业废弃物利用及环境保护认知状况、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方式及意愿、对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需求、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生态福利响应(空气质量变化、水质变化、耕地质量变化等)等。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农户生态福利响应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引致的农业立体环境变化(空气质量变化、水质变化、耕地质量变化)的农户生态福利响应较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在农业立体环境改善方面尚未引发生态功能的规模化效应:二是农户生态福利响应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为,空气质量变化的农户生态福利响应受到农户文化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到务农年限、对附近公路的满意程度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水质变化的农户生态福利响应受到性别、文化程度变量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到居住地到最近集市或市场的距离和对附近公路的满意程度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农户生态福利响应受到务农年限、村中是否有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和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变量的显著负向影响。
  • 摘要:“打工经济”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一种人口流动之下的劳务输出与资金汇入,自1979年以来这一劳务换收入的方式持续至今,也见证、显示了国家中西部地区和东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西南苗侗民族主要居住地的黔东南地区,由于先天的地理环境因素制约,经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各项社会综合衡量、考核指标与其他地域相比更差。大多数民族群众因历史原因遗留的自然经济过于强大,小农意识浓厚,更不擅或耻于经商,在思想观念过于保守的影响下亦不乐于外出打工,因此,在整个西南苗侗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打工经济”起步较晚。从1979年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出台,打工潮风卷大江南北;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资金汇入的快速增加,也带动了劳务输出地经济的发展。在相对贫困的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各地政府相继提出了“打工经济”的口号,并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劳务输出,与经济发达的沿海、沿边城市的各大工厂对接。打工致富对民族村寨群众的触动和影响是深远的,1997年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后,长期以来以木头财政为主的广大苗侗林区群众,陷于固守青山绿水却与贫困相伴,端金碗却在要饭的尴尬境地,现实迫使民族群众开始大规模的外出寻找机会。至2013年这一“打工经济”发展模式给民族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急需资金的同时,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打工输出与当地精英的城镇化外流,也给劳务输出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如人际关系由互帮互助变为复杂、微妙和隔膜;民族服装、服饰的穿戴呈现节日化倾向;与原居地感情联系纽带的节日平淡化;老弱病残返乡和返乡回城加剧了农村贫困;打工经济引发当地婚姻圈的断裂;民族语言消失速度加快: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改变,村寨面貌改变。随着国家城镇化政策的推行和经济发展加速, “打工经济”这一发展模式也在三十余年的发展之下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村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外界的推动和外出务工返乡者潜在的影响下,社会变迁的进程也在近年来呈加快趋势。外出打工群体由于户籍管理的规定和外出的经济压力,无能力解决家属的外迁,导致了一系列的留守儿童、老人、妇女等社会问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为解决家庭和子女的教育问题, “被动”返乡创业把握住了早期的商机,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多寄希望于第二代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同时,返乡创业群体在致富的同时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繁荣。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迫使农民工被动返乡寻找发展机会。受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前高后低”的影响,现今的打工者由被迫返乡变为寻找致富机会的主动返乡创业,打工返乡都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影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缺少造血功能享受城市与农村两种福利的“半城镇化”;由打工铺路到返乡致富的双向互动经济发展模式;由“民工荒”与“老板荒”并存的人才争夺特殊阶段;由第一代打工到第二代读书的体力向脑力转变等诸多“双轨制”现象。另一方面,自1979年以来,在“打工经济”影响下的苗侗民族村寨,从住房、婚姻、服装、语言、节日、情感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这一缓慢的变化过程中,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
  • 摘要: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的速度明显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强推型土地流转也大量出现,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本文试图探讨此过程中"被流转"农户所面临的市场化困境.rn “被流转”农户在强推型土地流转后,家庭劳动力和消费品都被强行推向商品化进程。消费品商品化带来的货币化开支大幅增加,迫使务农劳动力走向市场寻求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劳动力条件与务工市场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大多数老年人和中年妇女都很难实现再就业,因此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农户的货币性消费支出却在大幅上涨,这使很多农户的生活处境大不如前,他们在强制商品化中的市场化困境日益凸显。当然不同家庭的承受能力又存在差异。多数中年人尽管生活处境不如以前,但是由于他们家庭的务农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动力仍然可以找到就业出路,因此他们在应对市场化困境中的能力相对较强。而那些本身就在村庄中属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市场化困境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rn 基于以上,笔者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充分理解土地对于务农户的重要意义;第二,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第三,要依法打击灰黑势力侵占农民土地。
  • 摘要:集体行动多由共同利益引起,并最终指向共同利益,私人利益取向的集体行动鲜见发生,尤其是"共同利益引起、私人利益取向"的类型更是如此.本文通过对某农村地区集体行动的个案考察,提供了该类型集体行动的一个现实案例及其发生机制解释.共同利益取向的集体行动大致路径是,参与人员共同利益受损和行动积极分子动员,然后发起集体行动,其目标指向是共同利益.既有研究也多集中在此方面,而缺少对私人利益取向集体行动的研究.rn 文章认为,当村事纠纷与由共同利益引起的外部矛盾相遇时,会出现对外部矛盾假意抗争的可能,这种类型的集体行动指向内部,目的在于寻求内部矛盾的外部解决途径。与城市业主维权、村民集体上访等这些较为常见的集体行动一样,本研究案例的引发因素也是共同利益,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其是十足的私人利益取向的。该事件的引发因素是由于共同利益——水费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村庄的“面子”,但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表现,其实行动的实际取向却是私人利益的——从行动的一开始,作为行动领导者的精英便有着或同或异的私人利益考量,有着各自的算计。而正是借由“内部矛盾的外部解决”这样一种假意抗争和斗争策略,他们领导了这次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主导了集体行动的走向,从而使得这次行动具有了不同于以往集体行动特点的典型性。
  • 摘要:由于传统的福利衡量理论在分析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时具有局限性,因此本文选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经济状况、居住状况、保障状况、环境状况和心理状况这5个功能性活动是影响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然后利用苏州市5区4县557份有效样本建立实证分析数据库,根据个人特征不同导致个人实现功能差异的构建思路,构建发达地区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AMOS7.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从而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进一步研究。提出在开展集中居住前,政府要充分了解当地农民的学历和职业构成,在开展集中居住之后,政府要通过再教育、就业培训、招商引资等措施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同时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民的心理、经济、居住、保障和环境状况,其中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农民心理状况的关注将比单纯提高补偿标准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 摘要:本文将在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采用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D函数及Heckman两阶段法,定量检验土地流转的进展对农户影子工资的影响。实证结果为不论哪类农户的影子工资都低于市场工资,且结果显著,但转入户的影子工资达到61.7元/日,高于未流转户的41.2元/日,且与67.6元/日的市场工资差距较小:转出户的影子工资最低,为16.9元/日,其对应的农业劳动时间最少,平均为19.8日,约为未流转户的1/2。rn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制度因素造成了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农户影子工资与市场工资的偏离,但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农户可以通过租入土地来缩小影子工资与市场工资的差距,从而使其劳动力配置逐渐接近完全的市场。此外,无论转入户还是转出户的土地边际生产率都与实际地租存在较大差距,说明土地市场还没有形成较为合理的价格机制。rn 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一是要制订科学的土地流转价格体系,降低土地交易成本,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二是要加强对土地流转的服务,强化土地流转中心的信息收集和供需调节功能;三是建立土地流转的引导和激励机制,推进土地流转。此外,目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制约着农民的非农就业和进城定居,应继续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以解决土地流转户的后顾之忧。
  • 摘要: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出现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日渐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实施.农村面源污染具有隐秘性强、成因复杂多样、涉及范围广、危害性大,一直是农村污染治理的难点.国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措施、控制理论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国内学者也是从技术层面和经济政策层面来研究面源污染的,但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使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研究较少.本文选择江苏省为研究区域,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面源污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影响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统筹城乡发展,加快产业调整,缩小城乡差距;(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城乡环境保护二元化是农村面源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3)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倡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 摘要:资本深化对中国的农业部门而言,就是指农业资本存量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之比的上升.中国的农业部门长期被认为是劳动供给严重过剩的部门.因此,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如果扩大对农业的投资也不一定能够匹配更多的劳动力.那么,中国目前的农业资本密度出现深化的趋势了吗?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又将意味着什么?rn 农业资本深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近几十年来,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农业增加值为衡量标准的农业投资效率下降。然而,农产品产量却出现了持续增长。因此,即使是促使农业技术改进和效率提高的农业固定资本投入增加,其直观的成果是农产品的增产,而农业增加值不仅并不一定会出现提升,反而还会有下降的可能。这主要源于农工之间贸易条件恶化。这说明,农业因其弱质性,保障农产品产出才是其最终目标。而提高农产品产出,促使农业资本深化是必经之路。rn 高补贴是现代农业的又一特点。尽管自2005年以来中国农业ICOR出现了上升,但仍有大量资本投向农业,并加剧了ICOR上升的态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力度逐年增大的农业补贴政策,其客观结果就是促进了农产品增产。rn 农业资本深化意味着小农经济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是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一些学者认为,在当前小农经济仍然占主体的背景下,保护小农经济其实是保护农民利益;小农经济的存在可以维持低廉的农业成本,抵挡国外农产品,维持社会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主张通过提供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保护小农。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对世界减贫的成就来自分散化的家庭经营承包制,应该走日韩的小农经济,而非欧美的规模化生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资本深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要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农业资本深化其成本较高。同时本文的观察还发现,农民工即使返乡宁愿暂时性失业也不愿再从事农业劳动,也说明了小农经济无法维持。
  • 摘要:老人自杀源于价值迷失,源于家庭伦理性和村庄规范性的弱化。试图从主体性价值的角度寻找老人安身立命之本,却发现老人边缘性角色身份及主体性的被动获得带来的无助、无聊与痛苦为自杀打开方便之门。
  • 摘要:国家农贷是国家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和发展,以及维护贫困农民生存的救助性贷款。农贷制度不仅是理解“国家—农户”之间关系的重要视角,而且也折射出该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本文以国家农贷的道义性为切入点,尝试解释如下问题,国家农贷的道义性究竟是国家的善意行为还是社会结构的必然要求?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国家农贷是否应该被市场金融运作模式所替代?为什么国家农贷不能定位为市场商业性质?农户的需求和合作能否有效破解贷款难题?按照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标准去设计中国的农村信贷,效果为什么不理想?国家农贷能否随着社会的转型实现华丽转身?并在解释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来剖析国家农贷道义性的根源:rn 从土地得产权归属上看,土地所有权的“集体”代替了私有基础上的“合作体”,农民无法对土地进行自由支配和流转,因此信贷机构无就法将农户所使用的土地视为有效的抵押品,就不能正常发育现代合作农贷。二是小农的分散性。一盘散沙的农民就意味着拥有太多的自由有而缺乏有效的合作。没有有效合作就没有合作借贷需求,没有合作借贷需求就无法培育现代合作农贷。三是小农经济的人际关系结构。“血缘”和“地缘”所承担的功能暂时不会被合作经济组织给替代,因此不利于合作农贷的嵌入和运行。四是农贷制度的路径依赖。现代合作农贷在中国受到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矩阵的影响,必然刻有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印记,然而中国人际化交换的制度框架不利于现代金融技术的潜力和经济收益的发挥。维有地方性的知识、社会实践以及“人民的视角”才是实施制度的关键。因此国家农贷的路径是依赖于传统农贷的路径,传统农贷的路径并不适合现代合作农贷的嵌入,它应该遵循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 摘要:我国自农耕社会以来,曾长期提倡和奉行"养儿防老"的传统,并且体现在法律对于子女赡养父母相关义务的明文规定等方面.在农村养老保障覆盖范围较窄,水平有待提高,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儿防老"传统理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农民对于"养儿防老"行为的认知行为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农村养老制度的路径选择.rn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依靠子女养老已不再是满足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渠道的情况下,农民对于“养儿防老”的认知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子女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养老保障需求强度和地域特征5个层面15个变量影响。在15个变量中,文化程度、子女外出打工、收入主要来源为农业和种植业、地区虚变量霍山以及地区虚变量和县显著影响到农民“养儿防老”的认知行为。其中子女是否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地区虚变量霍山对于农民“养儿防老”认知行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而文化程度以及地区虚变量和县对于认知行为有着负向影响。最后,指出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外出打工的今天,“养儿防老”尽管已经不再是农民可期待的主要养老方式,但家庭养老的作用仍十分重要。“养儿防老”尽管过去曾长期被受指责,但就当前而言,它无疑可以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社会资源,有助于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 摘要:引入增权理论来审视新农合制度是一种理论上的尝试.增权理论最初多见于社会工作领域,后来在教育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多领域得到广泛讨论.增权理论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实践过程,主张提升弱势群体权力,从增权理论角度讲,新农合是一个增权的过程,"权力""主体性"和"参与"是衡量新农合增权效果的基本维度.rn 首先,当新农合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农村与城镇医疗保障水平大体相当时,政府责任适可而止,财政补贴稳定在一定程度不再增加。rn 其次,农民的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制度在要求财政补贴的同时,应该在农民可支配能力之内适当提高农民的缴费水平。这也是新农合发展为社会保险制度的要求之一。rn 再次,新农合个人缴费应该实行比例缴费机制。在统一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的情况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所承担的缴费额不同,而遵循同一补偿政策,农村内部的纵向不公平将得到缓解。rn 最后,实行比例缴费机制之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资助贫困农户缴纳新农合保费的规定可以择机退出。新农合的长足发展是要在消减贫困的同时提高农村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水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 摘要:明确政府财政补贴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于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探索的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大区别和最重要的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对于已经实现全覆盖的财政补贴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至关重要.rn 论文首先分析了现行财政补贴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统一额度的财政补贴方式造成基础养老金在各地的收入替代率不均衡,难以满足各地差异化的养老保障需求;其二,按人头定额的补贴办法导致地方财政负担不均衡,地方补贴规模大的东部省份财政负担水平低,地方补贴规模小的中西部省份财政负担水平高;其三,地方财政的补贴责任不明确导致地方财政补贴不规范,因地制宜异化为补贴责任的层级分担不清、补贴标准混乱。然后,论文对财政补贴机制进行了再设计。论文将“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财政补贴方式设计成以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满足一定的收入替代率,即采取统一比率的补贴方式。并基于养老保障城乡统筹的考虑,将补贴比率设计为15%,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所设计的最低目标工资替代率保持一致。与此相配套,论文进一步设计出由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担的金字塔式财政筹资结构,各级政府以各管辖区内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基础养老金补贴基数,中央财政按15%的收入替代率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按照层级从上至下按照本地15%的收入替代率补贴上一层级政府补贴后的差额部分。最后,论文对新补贴机制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发现:其一,实现丁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规模与财政能力的优化匹配,在基础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保持稳定均衡的前提条件下,新补贴机制减轻了经济欠发达地方的财政补贴压力,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规模与相应财政负担能力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其二,平衡了政府与个人的责任分担,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补贴责任大小与本辖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对高低息息相关,新补贴机制更好地运用了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明确地方财政负担责任的同时兼顾了财政保障能力;其三,有利于养老保险关系的城乡转续,新补贴机制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在待遇计发方式和收入替代率上保持了一致,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转续通道——替代率平衡,为养老保险关系城乡转续提供了一个可行解。
  • 摘要:国家权力介入对村庄公共性生长至关重要,其关键是通过重塑村集体权威的方式建立地方政权与村庄社会的联接。在“扁平化治理”思维下,国家通过粮食直补、新农合等惠农政策,绕过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实现国家资源与农户之间的对接,但这种治理方式却虚化和悬置了村集体组织,农民无法对其形成权威认同和组织依附。因此,需要重新赋予村集体配置性权力资源,让农村基层组织具有组织农民、动员乡村的权威力量。但并不是意味着要回到集体化时代,实行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而是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延伸至村庄,通过重塑村集体权威的方式建构地方政权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动员性力量,增加农民与上级组织之间互动,为村庄公共规则形成、公共精神生长、公共空间拓展、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交往增加提供组织性力量、权威性认同和凝聚性权力。在增强村集体权威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注重培育和扶持基于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民间组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农民文化组织、行业协会,搭建联接农民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组织平台,形成村庄内生公共性。在组织之中的交往可以促使人们不断自省自己的言行,从而让个体在公共场域体验那种在私人领域所所无法体验到的感受和感悟,增加入的“能群”的本质,把个人欲望与自我利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促进村庄公共性合理生长。
  • 摘要: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国家每年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环境监测指数都表明,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同时,在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困境下,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冲突逐年增加,其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环境冲突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抗程度高,对社会的冲击也愈来愈大.因此,分析环境冲突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冲突的思路,已经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rn 在对环境冲突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存在三点不足,并提出三点建设性意见。第一,从目前学界对环境冲突研究的文章来看,其关键词有两个:“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环境冲突”,很多学者是把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笔者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环境冲突一‘两者是存在区别的,不能混淆使用。“环境冲突”要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范围更广些,“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狭义上的“环境冲突”。第二,国内学者对环境冲突的研究内容,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现象——问题——对策的分析路径,对环境冲突的表现形态、生成机理和治理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成果较少,理论深度不够。在环境冲突的研究过程中,就需要结合多学科方法,不断寻求理论创新,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第三,从目前关于环境冲突的文献来看,更多的是对环境冲突的原因、功能、对策等做定性的描述分析,鲜有个案研究成果面世,所以实践意义不大,操作起来较困难。我国学术界还需结合我国环境冲突的具体情况,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而为解决环境冲突的实践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 摘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土地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全文共有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结合土地财政的发展,分析土地财政收入与支出安排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路径;第三部分对土地财政对现阶段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固化效应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运用1998-201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对土地财政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
  • 摘要: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朝着农业效率改进的方向发展的,但其仍然面临困境,存在一些需要改革的问题。(一)当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具体表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短、法律上村集体有调整承包土地的权力、在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对价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对地权的预期不稳定,降低了农民对于土地收益的预期,也就是降低土地的贴现率,农民对土地的当期投资激励减少。而从土地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土地的持续利用,土地使用者不会受限于未来利益,并且可以解决生产投资的激励问题,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达到对土地进行改良的目的。因此,在维持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那些意识形态上已非禁忌、纸面上也已允诺承认的权利,应当尽快落实,特别是应该切实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当需要从农民手中得到“使用权”时,应该学会向农民“购买”而不是“征收”这种权利。这样,土地使用者就不受限于未来利益,从而放心大胆地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合理利用土地。(二)针对当前土地权利流转不充分的现实,在现在土地产权分化的前提下,鼓励各项土地权利的合理流转,充分发挥土地的财产权利职能。这就需要国家尽快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抵押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应该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放开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国家垄断,发展农地转用市场:严格区分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公共利益建设用地,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政府在此范围内拥有依法征地的权力;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使村集体和农民能有效地参与征地补偿费用的谈判,并确定按市场价格向承包农户补偿的原则,把土地开发的利益返还给农民;在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内,政府应该退出具体的土地交易市场,而是作为土地交易市场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建立村集体或农户和其他交易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机制,这就要求完全承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权能,包括为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转让承包土地的权利,在这一范围,双方可以自由协商选择可行的开发和合作方式,比如入股、年租(租赁方按年交付土地租金)等。
  • 摘要:社会—生态系统概念的产生起源于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我国学者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基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和基于中国省域的生态位评价工作,国外的研究以社会一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自身和外界干扰与驱动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试图建立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成为了研究社会—生态系统新的理论手段。rn 在这个研究框架中,基于生态系统遭遇变化后的保持原有状态的能力提出了恢复力的概念,同时,因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致使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系统恢复力不断下降,如何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保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素之一,为了降低人类生计活动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结合本研究,具体讲就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即围绕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工具。rn 做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结果,适应性不仅体现在了社会一生态系统将依次经过开发(r),保护(K)、释放(Ω)和更新(a)4个阶段中,也是通过扰沌在复杂适应系统中的反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最基本的概念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Adaptive Agent),不同于早期的系统科学采用的完全是被动的部分、元素、子系统等概念(部分或元素其存在是为了实现系统所交给的某一项任务或功能,没有自身的目标或取向,即使与环境有所交流,也只能按照某种固定方式作出固定的反应,不能在与环境交互中“成长”或“进化”),主体可以随着时间而不断进化,即可以“学习”,可以“成长”。采用生态恢复力的适应性研究,在生态领域的恢复力研究中具备了扎实完善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目前恢复力理论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学科。rn 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恢复力、适应性研究和可持续生计,生计策略以农户的生计行为决策集合做为概念,生计策略路径选择则代表了农户生计行为决策集合,包含了农户产生谋生方式的活动子集、社会—生态系统所规范的活动子集及生计行为结果子集。研究社会—生态系统所规范的活动子集是联系其他两个子集的核心,这样生计策略路径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规范子集的变化,任何一个规范子集的变化就是生计策略路径的变化,从形式看来就是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的表现。rn 本文结合西部山区农户生计策略路径选择,探索性地分析了西部山区农户生计策略路径选择集合构成情况,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 摘要:改革开放35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公共风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较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最突出的公共风险就是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和人民生活遭遇的物质产品匮乏,因此财政支出的结构安排就必须服务于解决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财政支出结构应服务于物质财富的创造,所以建设性财政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得到大大提高,物质产品匮乏时代的已经结束,现阶段我国的公共风险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而导致内需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的结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日益个体化的情况下公众面临新的公共风险。这一阶段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无疑有利于应对公众公共风险,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不断提高人的“可行能力”,降低公共风险。
  • 摘要: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双层体制,它所具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一个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获得与更替的灵活性实践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存在着国家、村集体与农民三个权力主体,它们以不同的逻辑制定、执行或是解读农村土地的双层经营体制.国家以政治和经济的逻辑制定土地法律,但由于制度完备性、监管力度和社会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村集体和农民往往以一套不同于国家逻辑的话语体系解读与实践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与更替.这一话语体系由国家制定的"法"和民间推崇的"理"组合而成,是实际中运行的、地权转变的实践逻辑。rn 本文揭示了一种新型的“法”“理”并举、分阶段交替运用的实践逻辑:“法”和“理”被当事人选择性地运用到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或同时处理的不同事件中,其实质是功利目标指导下的后置理由弥补行为。就是说当事人先从个体的利弊与得失出发决定了自身的行为选择之后,再从“法”或“理”的角度寻找自身行为的支持性证据。他不在乎支持性证据相互之间是否矛盾,只要能够达到解释自身行为的目的就好。
  • 摘要:布村共有13个自然村,而其自来水的供给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方式,为什么在同一个行政村内会出现如此多样化的供给方式并且较好地保持了公共品的维护与运行状态,这与协商民主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无法分割。rn 方式一:国家资金扶持下村民自组织供给:石龙活自然村自来水供给的案例。该方式下的协商主要表现为政府搭台和资源输入,此外还给予了宗族理事会处理公共品问题的合法性资源。rn 方式二:国家供给辅助下的联户承包供给。这样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体现出地方政府对乡土知识的重视并注意发挥民间力量与个体力量的公益性意愿。在无法组织集体建设自来水的情况下,集体供给一定是难以应对钉子户和搭便车问题的。而将自来水建设交给村民联合承包则让自来水工程具有了私人的属性,自来水成为商品,其供给与否也变得可以控制,这样钉子户和搭便车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rn 方式三:国家完全供给——布坑和塆上自然村的自来水供给案例。协商民主要遵从协商事实与实际,在地方力量无法自主组织与协调的时候,乡镇政府承担了公共品供给的组织与协调功能,这也是协商民主责任性与公共性的体现。rn 村庄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赣南客家地区是传统文化保留与维持最为完好的区域,这一区域内传统文化浓厚,宗族力量对村民生活影响明显。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下,村民都是宗族内的个体,大家的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是合一的,即宗族。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基层民主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等,所包涵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参与讨论与自愿精神等因素也是与协商民主内在精神相一致的内容。rn 村庄协商民主的组织基础。村庄协商民主的存在与运转是离不开相应的组织载体的,组织载体构成了协商民主的组织基础。在案例当中,也看到村民委员会、理事会是村庄内部进行协商治理实践的重要载体,没有他们的参与,自来水协商的过程可能将非常困难。
  • 摘要:治理是应对社会物品复杂属性的有序制度安排.良好治理的前提是对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提供)者和生产者的清晰界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要求政府、市场和社会以及合作网络等治理主体有效分化和良性共存.本文发现在现实的治理供给过程中,经典的公共产品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纯公共性质的基础设施在现实中的治理层面不仅需要政府的规划投资,也需要通过企业的合同外包,农民的投资投劳,社会的慈善捐赠等模式的融入来克服政府治理资源的不足.在准公共性质的基础设施中,合同外包、特许经营、补贴等模式是常用的治理模式.治理视角下农村基础设施的制度取向包括形成政府投融资的主体地位,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公私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优化农村基础设施的合作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和调节职能等方面.
  • 摘要:在我国合作社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成员边界游移的现象,如"谁是成员"、"什么时候是成员、什么时候不是成员"等影响合作社发展过程的最基本问题,使得合作社成员受具体情境的影响变成了一个可以伸缩的单元,并以这种可以伸缩的成员边界构成了合作社的成员结构甚至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合作社核心成员逃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的策略,但是也直接影响到合作社团结弱势群体的固有价值,使得合作社内部形成了权力和资源的固定格局,弱势群体因此受到阻隔,难以借助合作社的平台改变其弱势地位.以出资或者治理维度对成员边界的策略性选择,可能导致的对部分成员的不公平。合作社最终利润的形成包含了交易者带来的贡献,但在盈余分配的环节只考虑了核心成员,本质上体现了合作社发展中资本和交易的关系失衡,与合作社团结弱势成员的公平价值相背离。与我国政府扶持合作社的目标相悖,比如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是合作社成员享有的优惠,但合作社为了逃避了应交的税收,并未区分成员与非成员的交易。
  • 摘要:中国政府实施的农村贫困治理政策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实践和发展,无论是基于社会救助、人力资本的政策取向,还是基于增加就业、支持创业的政策取向,都实现了一定的政策效果,尤其是在削减绝对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当中国逐摆脱低收入国家而逐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贫困治理政策的实践效果也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作为一种近些年来在国际社会政策学界日益流行的政策理念,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应对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倡导福利提供的多元化、从社会制度建设和设计上消除社会排斥以实现包容性发展、以人为本地全面审视和界定贫困、大力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以提高贫困者自身的抗风险能力等。rn 如今,中国政府正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指导下大力进行社会建设,提出要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把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最终目标,这些战略举措无疑将对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今后应重点关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如何能够与中国政府最新的战略举措和发展目标进行有机融合,以从根本上阻断农村贫困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从而在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融合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社会。
  • 摘要:本文借鉴Alkire S和Foster J于2008年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2011年安康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对安康市样本调查区域进行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测量。研究发现,在各指标等权重的情况下,安康市36.0%的农户家庭同时存在任意3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指数(M0)为0.269。其中住房贫困最为严重,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为23.89%;其次是土地贫困和生活燃料贫困,它们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分别为23.78%和18.46%;教育的贡献份额为16.18%。安康农户家庭同时存在任意3个维度的贫困的情形中,紫阳县是所有5个调查样本区县当中多维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石泉县位列第二,汉滨区的多维贫困指数最低。平利县和宁陕县的多维贫困指数也比较高。平利县对安康市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高,可以解释安康市多维贫困指数的26.73%,石泉县次之,贡献率为25.15%,解释了安康多维贫困指数的25.15%,紫阳县的贡献率为20.20%。当考虑的贫困维度越来越多时,紫阳县的贫困状况越来越严重,汉滨区的贡献率愈来愈低,贫困程度减轻。rn 本文还分析了安康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7个贫困剥夺指标相等权重的情形下,除年龄外的所有户主个人特征与家庭规模、劳动力占比、是否从事非农活动都对安康农户的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的婚姻状况为未婚(含离异和丧偶)则多维贫困的程度更严重;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贫困程度越轻。至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劳动力比例越高、农户家庭从事非农活动,则多维贫困程度越轻。rn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改进当地扶贫工作的对策建议。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维度贫困的农户,需要实施不同的农村扶贫措施,更加关注不同地区之间贫困农户家庭的表现和贫困程度的差异。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多维贫困的状况和特征,结合多维贫困指数提供的信息准确地识别和瞄准贫困群体,施行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措施。
  • 摘要: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对陕西安康山区140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计量模型的方法,分别从家庭和个体劳动力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本次调查样本退耕户中从事非农经营的比例相对较小(仅10.72%),所以本文主要探究退耕还林对外出务工的影响。rn 本文首先对退耕户与非退耕户外出务工情况做了描述性的对比分析,发现退耕户有外出务工的家庭和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显著多于非退耕户,而是否打工及打工收入在退耕劳动力与非退耕劳动力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由于退耕户家庭人口、生计资本(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等)的整体情况及其个体劳动力的特征(如技术掌握、培训参与等)均显著优于非退耕户,所以无法排除退耕户自身及家庭优势促进外出务工行为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地域因素三个方面设计控制变量,分别建立户打工人数模型和个体劳动力打工收入模型,运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分别从家庭和个体劳动力两个层次来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安康农户外出务工的影响。rn 结果表明,实证模型整体拟合良好,且不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对农户及个体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特征(如家庭教育水平、劳动力负担等)和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培训等),而是否参与退耕本身并未对外出务工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以往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对要素禀赋的重新配置是其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机制之一。而本文结果表明,在控制家庭、个人及区域等因素的情况下,是否退耕并未对外出务工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即退耕还林政策对非农劳动力配置功能未能很好地实现,这将不利于退耕还林政策减贫效果的发挥。当然,由于非农就业涉及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除了家庭和个人因素之外还受劳动力、土地、信息、信贷等市场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因此,进一步探究退耕还林对农户要素禀赋再分配作用机制,同时关注市场不完善和制度限制等外部条件在机制中的作用,对于退耕还林政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政策效果的维护有着重要意义。
  • 摘要:本文从低碳农业发展的视角为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低碳化发展路径提供建议。文章首先将河北省管辖的11个地级市按照地理位置由北向南的顺序依次阐述其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近年来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影响巨大。然而在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也应该看到,目前传统作业模式已逐渐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对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危害。因此,文章以低碳时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新需要为视角综合分析当前河北省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公众对无公害产业的现实需求、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对农产品同一化标准的要求以及农业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今后各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积极引进先进栽培技术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当的特色农产品尤其是耐旱品种进行培育是今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方向。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河北省自身特点,为农业特色产业低碳化发展模式提供政策建议并基于循环经济的理念从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对产业流程再造提供参考。本文提出基于循环经济模式发展低碳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污染排放”的单线模式,强调在耕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3R原则,通过构建“资源投入——农产品生产——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模式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转变为环形模式。
  • 摘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最大短板,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且区域不平衡现象严重,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相比,水平落后且区际差异显著.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格局演变及机理,对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乃至"四化"同步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n 从三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演变来看,“十一五”期间平均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十五”期间,表明“十一五”期间国家的支农、惠农力度的加大对三省(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不过甘肃省的发展速度却是“十五”期间高于“十一五”期间。三个研究断面的综合水平排序分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rn 从28个市(区)的相对发展速率来看,“十五”期间发展速率处于第一和第二梯队的市(区)均为甘肃省和宁夏自治区所属,“十一五”期间,处于前两个梯队的市(区)中,陕西省的占了56%。发展速率影响格局变动,“十五”期末变动最明显的是,金昌市、嘉峪关市、石嘴山和银川市由2000年底的第二等级跃为第一等级,西安市、宝鸡市和吴忠市由第一梯队降为第二梯队。“十一五”期末的主要变动为,咸阳市跃升为第一梯队,兰州、榆林、铜川和商洛四市也从第三等级提高到第二等级,金昌市从期初的第一梯队降为第三梯队。rn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变动的因素日益多元化。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的基础性因素;地方财政投入和农业贷款是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的关键因素;农产品运输网络的完善是影响农业现代化格局的重要因素;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根本动因在于人力资本累积及农业技术的应用。
  • 摘要:通过社会网络的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以及理性行动的环境下展开,与各利益主体持续互动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产业、信息、政策以及组织资源,同时形塑了其发展的可能空间,合作社的实践形态将受产业发展趋势、农户行为特征、社区权力结构、组织替代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困境”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上述影响因素对其实践的制约程度上。
  • 摘要:本文基于2013年15省市978个农村留守老人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劳动参与、收入与消费、生活照料等方面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1)子女外出务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但对留守老人家务劳动所造成的负担更大。与非留守老人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都要高于非留守老人。(2)留守老人通常属于农村中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他们更需要子女外出工作改善生活。家庭支持是目前留守老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外出子女汇款是留守老人经济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是自己或配偶的劳动收入。多数留守老人表明子女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3)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处于严峻的困境之中。许多留守老人处于自我照料之中,其自己和配偶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子女的照顾较为有限,从亲友、邻居处获得的照顾支持也不多,村镇组织及政府在留守老人的生活照顾上是缺失的,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4)虽然子女外迁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物质条件,但给其精神生活带来严重问题。由于农村留守老人的闲暇活动较为单调,文化娱乐生活缺失,加上子女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老人与子女间的关系疏远,使得留守老人容易产生孤独感,隔代监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人与子女间的关系并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留守老人群体还会出现新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生活状况应得到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在这过程中,应将政府、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努力有机结合,采取经济、心理、医疗等各方面的措施积极改善留守老人的生活,这将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心,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必要之举。
  • 摘要:本文采用2011年陕西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这两者对生态移民经济恢复的作用。在变量选取方面,因变量为调查户家庭年经济收入的自然对数,自变量的选取依据本文的分析目标以及已有的参考文献,按照家庭人力资本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以及家庭的资产特征、社区特征分类选取,其中人力资本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年龄、健康状况、正规教育、培训及迁移,社会资本分为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包括亲戚中有无村干部及国家公务员、急需大笔开支可以求助户数和通讯费用,宏观社会资本包括参加专业合作协会、户主宗教信仰和集体事务参与程度。家庭的基本特征、社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建立了一个以移民和当地居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其家庭经济收入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n 在“当地居民”模型中,发现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见识(最远足迹)、参加专业合作协会、户主宗教信仰、通讯费用、集体事务的参与水平、耕地面积、生产交通工具拥有量是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因素。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移民和当地居民人力资本的各项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外出务工经历人数和见识不再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显著因素。rn 总体上,搬迁后移民面对新的环境导致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的改善效用失灵,功能发生中断。这也为生态移民的贫困埋下了隐忧。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培训在移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生态移民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移民安置地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同时,帮助移民重构社会网络.鼓励移民积极建立和参加各种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专业合作组织,并且在移民迁入地给予移民和当地居民平等的待遇。
  • 摘要:经济指标空间分布的差异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有关区域农村发展水平差异分析的文献比较少。传统区域发展水平差异的度量方法,多通过统计模型对指标进行加权评判来进行,因其缺乏空间视角,难以真正反映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变化与机制。论文以河北省136个县级区域为研究范围,属性数据资料来自《河北统计年鉴2003-2012》和《河北农村统计年鉴2003-2012》,根据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三大类别选取对农村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13个指标,考虑到单年度数据存在随机性,故选取了10年的数据求平均值,对于偏度大的年度数据则舍去,以此计算的的指标数据代表了一定时期内农村的稳态发展水平。图件数据选取1:10000河北省基础地理数据,空间分析尺度为河北省108个县、22个县级市和6个自治县共136个含有农村统计数据的县级行政区域。空间权重矩阵则基于距离规则来建立。运用ESDA方法,对136个县市的农村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研究结果表明:①针对原始指标提取的4个公因子具有较大的贡献率,并据此计算了河北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②空间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冀东平原区、太行山山前平原和黑龙港流域的大部分县属于农村高度发展区,冀西北全部和冀北大部分县属于农村低度发展区;冀北承德的少部分县、秦皇岛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的唐海县和其他地区农村高度发展区周边部分县市则属于中度农村发展水平区。③全局空间关联性分析表明河北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极强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且在P<0.00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县域农村发展水平的高值(或低值)在空间布局上趋于相邻,全局呈现强烈的空间依赖特征,而非随机分布。④局部空间关联性分析(LISA)结果表明部分县市农村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集聚效应显著,但在省域范围内分布不均衡。冀北、冀西北的张家口、承德和冀中的保定、衡水、廊坊及冀东的沧州在带动区域农村发展方面后劲不足,而京津周边的县市亦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说明京津等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亦不明显,除了行政区隶属关系的影响,也说明了仅依靠单个城市或城市群发展带动区域农村发展的局限性。⑤河北省应在全省范围内依托现有城市格局,加大保定、廊坊、沧州和衡水等地级城市的城市建设规模,有区别地加大区域内县城的发展规模;而对于承德和张家口,则在保持区域生态良好和城市稳序发展的基础上,在地级市范围内均衡发展县域经济,以形成更多的带动农村发展的“极点”和“极线”,生点成线,以线带面,促进全省低、中度农村发展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村发展的均衡化和快速化。
  • 摘要:农村因病入教现象的发生与基督教的本土化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改造和利用,又是基督教本土化的关键。宣传信耶稣能治病就是基督教在农村地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基督徒认为,人有病是因为犯了罪,被魔鬼诱惑,只要向耶稣祷告认罪,疾病就会减轻。例如,灵歌《教会就是大医院》中的很多内容便全面展示了关于耶稣治病的本土化解释,“教会就是大医院,许多病人在里面。有病主医治,有罪主赦免,医病赶鬼主掌权。谦卑认罪,主把罪孽赦免完,平平安安。”这与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功利行为正好相契合。rn 尽管,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因病信教很容易遭受“功利化”的诟病。但是,在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观念中,“疾病”、“苦难”、“贫穷”被赋予新的意义,是神拣选他们的方式。正如罗马书“因信称义的福”所影射的,苦难一定会有结束,经受患难的盼望才可以真正彰显荣耀。而在信仰基督教之后,如果基督教的意义系统为他们之后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令他们满意的解释,那么这一意义系统就会无形中在他们心中得到巩固和强化,基督教的活动逐步成为他们制度化的实践。这一制度化、例行化、常规化的实践,排斥了临时抱佛脚式的功利性做法。他们不再只是重视肉体疼痛的祛除,而是开始了灵魂拯救的体验和实践。然而,“信主不会生病”、“耶稣治百病、祛万灾”等话语的流传实际上是教义的异化,其可能对村民的疾病医治产生的不利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 摘要: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表明,其处于“秩序潮汐现象”不断的侵蚀之中,导致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的“新权威”涌现。民众基于“实用理性”的文化基础而对于“新权威”所裹挟的秩序接受,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不一定是公序良俗的。rn 具体到现阶段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各种新秩序的涌现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市场一样,其必然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缺陷,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合理化规制。虽然旧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无法有效的进行社会规范,但是如果不考虑现实环境而贸然进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地区有可能进入到“弱肉强食”的时代。
  • 摘要:目前,中国临终老年人医疗及照料费用居高,负担较大,贫困化与边缘化趋向严重——经济贫困;同时,许多临终老年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照料、心理关怀及精神慰藉等临终关怀服务缺失——社会贫困严重,生命质量较低。因而,有必要在反贫困行动中(包括反经济贫困与反社会贫困)构建质量导向型临终关怀服务。对于临终老年人,在临终期不仅面临经济贫困,更重要的是面临生理护理、心理关怀、精神慰藉等福利服务缺失而导致的社会贫困。因此,要防止临终老年人陷入贫困,提高临终老年人生命质量,应进行反贫困行动。反贫困行动不仅包括反经济贫困、提供经济救助,还应包括反社会贫困,即福利服务(特别是临终关怀服务)的支持。具体包括:反经济贫困与反社会贫困二者并重,但更重在反社会贫困,应重视发展贫困老年人临终关怀服务;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发展临终关怀服务;以质量为导向发展临终关怀服务;正式与非正式临终照料相结合。
  • 摘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但是我国在土地流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及再就业、财经支持等方面的政策仍然很不完善,这严重影响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rn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需要制度创新来实现,现阶段我国一些政策的缺失和不完善已成为制约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政府切实转变观念,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进行顶层设计,积极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rn (一)土地政策创新。明确界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民的承包权、使用权及其归属和权限范围;制定完善的与土地流转有关的期限、流程、合同签订、租金等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尽快建立土地流转的存档备案和纠纷协调机制。rn (二)保障政策创新。1、户籍政策创新。2、社会保障政策创新。3、就业政策创新。rn (三)财政金融政策创新。1、财政支持政策。2、信贷政策创新。3、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rn (四)科技教育政策创新。l、科技创新政策。2、技术推广政策。3、职业农民培养政策。
  • 摘要:信息的采集及其在审查和监测上的应用,以及合约设计和执行力度是各种信贷技术的核心.借贷匹配被定义为将某类借款者分配给某类贷款者的函数,当借款者可以以低成本参与交易,同时贷款技术的某些特性允许贷款者以较低的成本来筛选其借款者时,借贷匹配就产生了.农村信贷市场上借贷双方的异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是借贷匹配存在的根本原因,市场参与者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同一地区不同的农户,可能显示不同的信息.因此,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农户借贷匹配会呈现什么特点?这是本文的关注点.rn 基于借贷匹配理论模型,本文认为标准信息禀赋越高的农户,其正规程度越高,借款交易成本越低,向处理标准信息具有比较优势的贷款者显示其信誉的能力越强,从而标准信息禀赋高的借款者(即正规借款者)较标准信息禀赋低的借款者(即非正规借款者)更容易获得正规贷款者的贷款,而标准信息禀赋低的借款者(即非正规借款者)更可能与使用非正规贷款技术(即使用情感化信息进行审查和监测的非正规贷款技术)的贷款者进行借贷匹配。rn 进一步,本文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t (OLM)模型对江苏省农村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具有较多标准信息禀赋的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家庭收入、参加小组联保等),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和准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较大,从而验证了正规贷款者主要依据借款农户所具有的标准信息禀赋(正规性程度)来甄别借款农户的信誉,从而交易成本相对低,相应地,正规程度高的借款农户可以较低成本向正规金融机构显示其信誉,进而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交易,形成借贷匹配。同样,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非正规借款者与非正规贷款者形成借贷匹配的假说。因此,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应是积极创新贷款技术,建立健全农户标准信息评估体系,放宽抵押、担保要求,培育农村金融中介组织,以及充分利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使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从而更好地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 摘要:本研究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以信阳金畦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畦农业公司)为例,对“公司+农户”模式下的农业企业生产经营从“自地自产”模式向“自地包产”模式演变过程进行剖析。rn 研究表明,农业企业可以在“公司+农户”模式的基础上实施创新,将已流转土地再承包给具有强烈经营意识和规模化管理能力的“职业种植人”(农户),能够有效避免上述阻碍,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农业企业要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品质并获取超额利润,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农村土地流转聚拢实现成规模的土地,或是与农户签订雇佣合同就算已经引进“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而是需要进一步模式创新。基于“公司+农户”模式的“再承包”创新既能适应当地农村情境,又能充分保障农户利益;既调动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消除投机意愿,又优化了农产品质量,提升组织效率,进而支撑和稳固“公司+农户”模式。
  • 摘要:围绕农户农药施用行为这一研究主题,基于文献研究和农户决策的特点,本文提出农户施用农药行为的决定因素相关假设如下:rn 1.农户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种植苹果园经验、家中是否有人参加农业技术培训。2.生产条件,包括家庭农业从业劳动力数量、苹果园挂果面积、是否有灌溉条件、是否有打药设备、是否参加合作社。3.经济因素,包括每单位农药的使用成本、农产品销售价格和技术替代。如果农户的生产函数具有严格凹性,一方面,产品价格上升会驱使农户增加投入品,另一方面,投入品价格上涨将诱导农户减少该项投入品价格,寻求需求技术替代。4.农户认知,包括对无公害苹果和农药残留的认知。5.气候条件,包括平均气温、降水、无霜期、日照时数。气候条件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气候条件反常将导致病虫害发生规模和频率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农户的农药施用数量和频率:二是不同的气温、降水等条件对农药的施用效果产生影响。rn 为了检验上述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决定因素的假设,进一步刻画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决定因素的影响规律和方向,本节构建了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
  • 摘要:在农村特定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中,目前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尚不切实际,因而,需要在“自愿参保”的框架中逐步克服农民个人账户缴费档次标准选择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消解逆向选择问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应设置合理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变定额补贴制为比率补贴制;中长期阶段,要持续实现农民增收,并适时采取“强制参保”的原则。
  •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社会动员强度与社会互动中邻里效应这些外生变量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早日实现新农保在全国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做出应有的贡献。rn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孔镇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频次分析法、交互分析法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参加新农保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rn 第一,农民对新农保仍不够了解,而村庄动员、邻里效应有助于农民更好地了解新农保。农民的参保意愿较高,但是参保行为发生比相对较低,参保意愿和行为存在差异,农民参保意愿更多地是基于对新农保福利状况的判断,但是参保行为却还受到自身限制及动员强度、邻里效应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rn 第二,总体情况下,动员强度、邻里效应有助于提升农民参保行为发生比。描述统计以及回归估计结果都发现,为提高村民参保率而进行的动员以及新农保推行中的邻里效应对农民的参保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动员强度越大,邻里参保程度越高则农民参保行为的发生比越高。rn 第三,研究还发现,当在不充分信息情况下,动员强度与邻里效应对农民参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是在充分信息情况下,动员强度的差异对农民参保行为选择并无显著影响,但是邻里效应却显著影响了农民的参保行为选择。在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即使是最高强度的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动员往往也需要借助邻里效应达到效果。可以说,在新政策推行过程中,邻里效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在实践中社会动员往往需要借助邻里效应达到效果。
  • 摘要:农村社区化建设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通过集中建设适于居住的小区,可以限制村庄盲目向外扩展,保护有限的耕地,有利于集中和有效地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农村社区化建设是对于农户生活环境的重大改变,农户间的邻里距离由分散变为紧密,居住面积也通常有所减少,农业生产工具和产出产品的安置存在一定困难,而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得更加方便和丰富.农户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决定着农户是否愿意在社区化的环境中长期稳定生活,进而影响着农村城镇化这一制度变迁的成败.因此,使用农户对农村社区化建设满意度这一指标,来深入研究农户是否适应社区化环境生活的各项影响因素.rn 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情感因素、公平因素、质量评价因素和个体差异影响着农户对社区建设的满意程度。其它因素对农户社区化建设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切实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其次,加强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再次,充分保证农户的生活质量。最后,尊重农户的需求差异。
  • 摘要:“整体性治理”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为该国学者佩里,希克斯首倡,随后被澳、加等西方国家先后模仿,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的新范式,是目前行政范式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之一,被视为第三波行政学的典范。村庄整体性治理是指村庄内部对村庄治理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村两委、村自组织、村民等主体,为了实现村庄公共利益,创建整合型的组织,借助于数字化手段和工具,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伙伴关系,通过主体之间的联合来实现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议题的协商解决和公共服务的综合供给。村庄整体性治理必须有信任的支持,信任直接关系整体性治理网络顺畅和目标实现的程度。信任是一种态度,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形成的一种理性化的交往态度,是基于对自己安全考虑和行为结果的预期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心理。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村庄治理中的信任是指多元主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相互之间价值观、态度、心情、情绪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它被赋予对可能存在的危机或者潜在的困难依然保持正面期待的含义。信任可以支撑多元主体关系的优化,在村民自治的制度环境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在凝聚力,成为多元主体合作行为产生的黏合剂,是村庄整体性治理推进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强化组织规则的效应,降低村庄治理多元主体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直接提高村庄治理绩效的组织规则效应;还可以推进村庄对外关系的改善,从而使村庄具有主动性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改善发展环境,抑制不利因素。而村庄整体性治理推进中的一大瓶颈就是弱信任支持。弱信任的产生,与工业化初期的诸多特征密切相关,如渐进式改革所伴生的制度多变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基础信用体系滞后建设、以“泛市场化”为代表的多元价值趋向、村庄公共服务长期短缺所引致的公共空间狭窄等。伴随工业化中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重建信任对村庄整体性治理支持的现实价值日渐凸显。现阶段面临的弱信任问题集中体现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弱信任关系、组织规则的弱信任效应和村庄对外关系的弱信任支持,强化信任对村庄整体性治理支持力度的关键在于利益趋同和信息沟通,这是两者信任的媒介,它们在制度和道德的保护下能形成信任双方共同的期望和处境,产生协同意愿,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是多元治理主体获取信任的源泉。这就需要找准村庄共同利益目标、强化多元主体信任关系、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需要完善村庄治理组织规则、规范多元主体行为、提高整体性治理绩效,需要激励村干部的被信任意识、强化道德自律、扩展整体性治理空间,以强化信任对村庄整体性治理的支持力度。
  • 摘要: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后逐渐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替代第一代农民工而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但“进入”不等于“融入”,因为就业融入是指稳定而高质量的就业状态,包括经济融入和文化融入。为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就业融入状况,笔者于2011年对辽宁的5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鲜明,个人需求体现为较高层次的马斯洛需求,即注重个人发展和休闲逸乐,追求自我实现,对土地的认同感较差、城镇融入意愿强烈,职业选择也出现福利指向型、社会地位指向型,甚至是自主创业指向型倾向。rn 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对辽宁的调研数据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可以归纳出其就业融入的排斥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排斥和心理排斥两大类。经济排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融入的各个环节中产生的排斥,根据流程分析法可将其分为能力排斥、机会排斥、收入排斥、福利保障排斥和维权排斥。其中能力排斥因技能缺失和教育缺失引致,表现为农民工多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排斥因社会资本缺失引致,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输在起跑线上”;收入排斥将直接动摇农民工就业融入的经济基础;福利保障排斥由农民工的福利边缘化地位引致,容易带来就业融入的“后顾之忧”;维权排斥因侵权行为的普遍性而引致。心理排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心里融入过程中的排斥性因素,主要包括身份排斥、心里排斥和文化排斥。rn 其中身份排斥带有歧视性色彩,由城乡二元体制引致;交往排斥由城乡的文化背景差异引致,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各自的“亚文化圈”;文化排斥由文化商业化和文化需求差异引致。rn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决策作为因变量Y,与本地人相处情况和个人收入作为自变量x进行相关性检验,即卡方检验。通过检验可知,经济排斥中的个人收入排斥对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影响显著,文化和交往因素对其就业融入有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融入的对策建议,即主要促进经济融入,并且兼顾文化融入。具体包括通过完善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融入、通过保障就业平等促进机会融入,通过完善福利保障促进福利融入,通过发展多元文化促进文化融入。
  • 摘要:已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研究因忽略潜在转移、隐蔽转移和有效转移农户之间转移意愿与转移能力的差异而致实证分析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本研究从转移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深入甄别的同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为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化迁移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1)年龄是影响“有效转移”和“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转移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是影响“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转移意愿而致其返乡回流发展的主要因素。(2)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提高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预期而致其就业困难。(3)是否掌握职业技能并不显著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转移需求,但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对于“有效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潜在转移”农村已婚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4)由于农村已婚女性“跟随”的转移特性,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向“有效转移”的转换。(5)当地经济环境,包括村庄交通特征和就业机会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村与乡镇距离和交通成本变量并不是其考虑的关键因素;而对于“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而言,村与乡镇距离、交通成本和通车数量是影响其实现“有效转移”的主要因素。(6)子女教育是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考虑因素,同时家务劳动和孩子教育也是农村已婚女性成为“潜在转移”与“隐蔽转移”的主要原因。转移能力或意愿是实现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由“潜在转移”、“隐蔽转移”到“有效转移”的转变的关键。为此,第一,通过政策扶持促进“潜在转移”农村居民转移目标的实现。“潜在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因家庭原因,如孩子抚养、照顾老人、家务负担等,未能有效转移,不仅影响了其家庭收入,而且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家庭迁移和社会稳定。第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尤其是关系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继续增加村村通修建里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优良的交通条件。第三,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已婚女性技术水平,改变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第四,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降低家庭整体迁移的子女教育成本。
  • 摘要:随着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森林资源产权主体日益多元化,森林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进程加快,产权转让、入股、租赁、抵押等森林资源权益流转经济行为日益增多,作为提供评估咨询服务的行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为促进资源配置和保护相关权益主体的利益提供重要技术保障,但也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和更多的潜在的行业风险.因此,全面研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风险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根据风险管理理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引起的而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及与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直接相关的,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及监管手段可以实现机构内部自我消化的非系统性风险.rn 针对以上风险,提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风险的防范对策,具体包括:(一)建立完善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师制度,积极引导、整合现有技术人才,充分利用彼此技术优势,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打造一批既有扎实的一般资产评估理论与技术知识,又有完备林业知识结构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高层次人才,培育出一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高质量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二)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人员继续教育,使评估人员在执业过程中真正能做到独立、客观、公正执业,并能增强评估人员评估风险意识,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三)提高森林资源评估基础数据的可用性,重视市场经济参数及企业财务数据的甄别与选择,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修正,其提高经济参数的市场认可度;(四)增强森林资源评估风险意识,加强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建立规范的资产评估审核程序和业务操作流程,按法定程序进行实物资产现场调查与产权核实,是防范评估委托方道德风险的关键;(五)加强森林资源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融合森林经理学、林业经济学、资产评估学等多学科技术力量,借鉴世界资产评估领域基础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前沿成果,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加快制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实施细则及评估管理实施办法,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及林权规范流转提供制度平台:(六)建立规范的森林资源评估程序并严格遵守,建立评估报告书三级审核制度,把可能出现的评估遗漏或错误控制的机构内部,对可能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应当给予说明,并重点提示评估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在业务约定书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约定一些约束性条款,对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的风险进行降低或避免,以自身权益不受影响。
  • 摘要: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土地合理流转、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县城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突破点.如果县域经济足够发达,能否承担起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这将大大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同时也为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释放空间.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关?rn 为求证城镇化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文章对城镇化与县域经济进行典型相关分析。为求综合性,本文按照我国地理八大分区,即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与港澳台地区选择研究样本。考虑港澳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特殊的行政区划,样本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他七大分区每区各选取1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作为样本,样本容量为512个县城。rn 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不仅两组典型变量密切相关,反映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典型变量与县域经济各原始变量也存在密切关联。可见,发展县域经济是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也推动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 摘要:本文从村民选举这一重要环节来剖析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民选举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件,也不是一种普遍的,通用的村治模式,而是一种处于特定时空位置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村民自治又有着不同的实践逻辑.本文要揭示的就是在这种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中,村民自治运行的逻辑和机制.rn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在维护个人利益和追求个人自主性的前提下,开展言谈沟通,追求话语共识,发挥舆论评价的领域”。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疏通交往途径,建立村民公共领域。具体方案如下:首先,限制地方势力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干涉,国家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同时,要加强执法力度,村民也要对政府干涉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其次,村民要改变以前那种接受顺应的精神状态,从自己的私人领域和小团体中走出来,在交流中进行批判性的借鉴,从而与其他村民消除顾虑和隔阂,吸取对方的优势,抛弃自己的不足。最后,重视情感在交往中的作用,情感是交往的纽带,无论是传统家族文化影响下的村民还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村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其实家族观念本身就存在着情感,只是范围狭小,是小团体内的情感。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村民既然在选举过程中那么配合和团结,说明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因此要扩大家族文化影响下的村民的情感范围,从家族的小圈子内脱离出来,使其与家族以外的村民也建立情感。另一方面,要用情感冲淡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村民追求利益的工具理性,使他们融入到大的集体中。在群体交流互动的同时集体意识也会达到统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完善的法律保障,实现村民自治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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