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性小说研究

摘要

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现代小说文体规范,是困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现代诗性小说正是在这种困扰和争论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在小说体裁不断的“立”与“反”(如“主观与客观”、“抒情与反抒情”、“小说的诗化与对诗的防御”等),即对诗不断地趋同与背反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小说创作倾向。
　　 就内涵而言,诗性小说是旨在发掘与表现作家个性情感、生命意识和自由创造力的小说。它侧重体现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表达作家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沉思,自由选择并建造一己的诗性王国,召唤读者的精神对话和交流等等。因此与诗化小说不同,后者更侧重于诗与小说形式上的交汇,重在表现形式的诗歌化。就形式而言,小说和诗分别属于文学的两大分支,即叙事和抒情文学。在叙事和抒情文学之间又存在着某种交叉地带,即“抒情-叙事文学”,也就是诗性小说领域。诗性小说在表现作家情感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小说叙事的文体属性,在抒情和叙事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这就要求作家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彻头彻尾的疯狂,另一方面又要在文字上维持冷静和睿智。因此诗性小说不能等同于抒情小说,后者也容纳一些“泛情主义”的作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诗性小说的提出是建立在对现代小说理论梳理之上的,并非凭空杜撰。
　　 诗性小说的本质在于抒发小说家自我的情感体验及存在哲思。它指向两种写作的方向:一种是发掘自我,在小说中丰富或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和想象；一种则是凭借卓越的想象力开拓一个诗性世界。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这两种方向呈现出两种审美类型:一是以“我”的视角审视自我。在叙述者之外设置一种对话情境,并设置相似或相对的人物,以对话或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观感之间相互争论,这些对话自然形成一种情境,揭示出小说家的内在精神世界。比如鲁迅、废名等人的诗性小说,就经常采用这种表现方式。二是在小说中直接构建一种可能生活,来表现小说家的诗性信仰。这种可能生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呈现为由梦和追忆编织而成的乡土世界,它是作家既眷恋又批判的灵魂“憩园”。这样的诗性小说,有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孙犁的《荷花淀》、鹿桥的《未央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受戒》等。除了乡土家园之外,还有一种超越的可能世界,如大同世界。这在无名氏的小说中表现的最明显,如《无名书》。
　　 由于诗性小说涉及面甚广,所以本文选择了三位代表作家和作品来谈。废名、沈从文、无名氏是现代小说诗性探索在不同时代的集大成者。他们在诗性小说的创作上,有同有异。其共同点在于:这三位作家都对人生有一种诗性观照或说智慧,一种信念或信仰,这种信仰也成为他们小说的核心,辐射着小说的立意、选材。而小说在他们看来,是最能表达这种诗性智慧、建立一种“可能世界”的艺术形式。他们载的不是“道”,而是用小说来表现一个“可能世界”,或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对这些可能世界的描绘、渲染以及追逐,是这三位小说家创作小说的主要意图。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从“我”出发,畅想最理想的人生形式或生存境界,但内容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废名供设的是充满禅意的无为之乡；沈从文供奉的是优美和谐的人性；而无名氏供奉的则是东西文化相融合的大同世界。在小说形式上,废名由造梦到对存在的智性观照,由物及人,对物的思索而推知人的奥秘,由对物之物性的思索间接地呈现对人之人性的思索,将抒情与叙事结合。我把它总结为“寂静的抒情”。沈从文则从个人体验中,提取出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将之上升为普遍的人性,以个人爱憎取予反思人类的道德、爱、情欲等等抽象的观念。这一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人到人类的过程,也就是沈从文将个体私体验转化为公共读物:小说的过程。沈从文称之为“抽象的抒情”。无名氏的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反观”、“通观”的写作姿态,站在宇宙、未来的时间立场上,审视现在尘世上的人们之间的纷争、爱与欲、理想与绝望,具有一种超越的诗性眼光。无名氏称之为“抒情的哲学”。
　　 本文以这三位作家的写作,来探讨现代诗性小说的三种创作倾向。他们的创作既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又拓展了现代小说的新的艺术内涵,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