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法度化——以王安石变法的法理学分析为例

摘要

本文对王安石变法的法理学进行了分析。北宋熙宁年间，王朝由于机构重叠、超编导致的冗官问题十分突出；“兵赈”引起军队扩张极为严重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豪强兼并势力膨胀以及沉重的赋役负担导致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秩序危机。随着士大夫集团的迅速崛起、思想领域的儒学复兴以及变法思潮的此起彼伏为王朝秩序重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安石结合自己的底层实践经验认为秩序危机产生的三种原因在于理财不善、不知法度、人才不足。“法度”是王安石秩序理论的核心、人才是王安石秩序理论的重要内容、理财是王安石秩序理论的重心。王朝秩序重建从“坐而思”向“起而行”的转变必然有其复杂的逻辑关系。秩序的法度化实践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结构和外在的规范体系结构。“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对秩序法度化的意义、“大一统观念”：意识形态对秩序法度化的影响、“道非权不立”：皇权对秩序法度化的核心作用、“同治天下”：君臣共治对秩序法度化的重要性是秩序法度化实践的内在逻辑结构；而以解决“财力穷困”为纲领的经济立法、以解除“惧于夷狄”为目标的军事立法、以扭转“风俗衰坏”为指向的选举立法构成了秩序法度化的外在规范结构。“同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结构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正是在于对宋初奠定的“共治”机理的背离。具体表现在：选举立法中的“一道德”导致的文化认同缺失、经济立法中的国家干预侵夺了士绅阶层的利益、军事立法中的保甲法加强了对底层社会的控制；王安石对“共治”机理偏离有其义理依据。当“祖宗之法”已经成为王朝秩序重建的阻碍，王朝秩序重建的依据只能通过“法先王”来实现，王安石通过“法其意”的义理阐发，最终将王朝秩序重建的义理依据落实于“天道”与“人心”。王安石通过其“道体大全”理论中的“天道”；“致一论”、“由是而之焉”的方法论和作为世俗衡量标准“人心”重构了秩序重建的义理结构，从而为王朝秩序重建确立了新的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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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历史深处的秩序

一、王朝危机下改革思潮的兴起以及“新法”的诞生

（一）王朝面临的危机及改革思潮的兴起

1，王朝面临的秩序危机

2，士大夫集团迅速崛起

3，思想领域的儒学复兴

4，变法思潮的此起彼伏

（二）王安石对危机的认知及新法的诞生

1，王安石变法前的经历

2，王安石对危机的认知

3，“新法”的诞生及发展

二、王朝危机之下的秩序法度化体系结构

（一）秩序法度化的内在逻辑体系结构

1，“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对秩序法度化的意义

2，“大一统观念”：意识形态对秩序法度化的影响

3，“道非权不立”：皇权对秩序法度化的核心作用

4，“同治天下”：君臣共治对秩序法度化的重要性

（二）秩序法度化的外在规范体系结构

1，以解决“财力穷困”为纲领的经济立法

2，以解除“惧于夷狄”为目标的军事立法

3，以扭转“风俗衰坏”为指向的选举立法

三、“共治”机理在法度化实践中的偏离及所依准据之重建

（一）“共治”机理在法度化实践中的偏离

1，选举立法中的“一道德”导致的文化认同缺失

2，经济立法中的国家干预侵夺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3，军事立法中的保甲法加强了对底层社会的控制

（二）秩序法度化实践所依据的准据之重建

1，“祖宗之法”：王朝秩序重建之阻碍

2，“先王之道”：王朝秩序重建之依据

3，“天道人心”：王朝秩序重建之义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