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底层文学与诙谐文化

摘要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到来，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底层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底层的研究从社会学走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底层文学以叙述苦难登上文学领域，作家们怀着一腔人道主义情怀，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急呼呐喊，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下岗工人、进城务工者以及农村的在地农民尽量争取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到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底层大众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人们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底层文学随着这个方向，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外，随着体制转型的到来，导致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特别是文化方面。人们不再崇尚经典与高雅，大众消费文化占据了文化主流的地位。底层文学写作也在这样的的环境中发生着变化。
　　诙谐是一个人的语言或者行为有趣，引入发笑，它是说话主体性格的张扬;苦难是一种生活事实，这种生活事实让人痛苦不堪。因此，诙谐和苦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底层文学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也一改之前单一的苦难叙事，在文本中出现了很多诙谐因素。它们一方面来源于文本人物本身在语言或者行为上的幽默或者搞笑，另一方也来源于写作者的叙事方式，他们利用各种艺术化手段努力地走出那种僵化的苦难叙述模式，充分展示底层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在这些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贫民以及下岗阶层的真实展现，他们连最基本的住房空间都要靠耍贫嘴才能得到，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张大民的生活却非常“幸福”;贾平凹的《高兴》是对进城务工者生活的真实体现，他们不仅要追求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还要在精神和心理上寻求满足，在城市各处播种“高兴”的种子;胡学文的《向阳坡》是基层农村农民与权力、金钱的一场博弈，农民面对强大的权力和金钱，只能用他们与生俱来的“蛮”来抵抗，这种“蛮”看似荒唐，本质却是“蛮”得在理，“蛮”得可爱，“蛮”得有计划。各种代表文本都在告诉我们，诙谐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底层大众的一种生活态度。
　　当然，这些诙谐并不是无厘头地搞怪，更不是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增添麻烦。它是底层大众对自身窘态生活的自嘲，在自嘲中暴露社会问题、反思伦理道德。从社会对底层的关注度来看，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其他民众，对底层的关注度越来越强，并且在关注层面上也有所上升。从文化环境来看，底层文学文本中出现各类的诙谐叙事，不仅给底层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补给了能量，也是对时代文化环境的一种积极反应。

目录

声明

摘要

绪论

一．“底层”与“底层文学”

二．“诙谐”与“诙谐文化”

第一章 底层文学叙事中的诙谐

第一节 底层文学中的诙谐人物

第二节 底层文学作家叙述方式的诙谐

第二章 诙谐：90年代以来底层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第一节 刘高兴的“高兴”：进城务工者的诙谐生活

第二节 张大民的“贫”：城市贫民的幽默生活

第三节 马达的“蛮”：在地农民的执拗生活

第三章 底层文学中诙谐叙事地价值思考

第一节 底层人群地自我解嘲与社会批判

第二节 社会对底层人群的人文关怀

第三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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