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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电影运动”史述研究——基于两种“三阶段论”范式描述阐释的史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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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三、研究路径

四、文章的整体布局

第一章 “新兴电影运动”的史述呈现

一、“三阶段论”描述阐释范式的史述呈现

(一)文化社98版《中国电影史》“新兴电影运动”的史述

(二)“新兴电影运动”对“左翼电影运动”的无声取代

(三)史述改变的史学理据

第二章 延伸的史述实践

一、围绕“新兴电影运动”的史述研究

(一) 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相关阐释

(二)“新兴电影运动”的史证与阐释

二、两种“三段式”的史述实践

(一)重大社2011版《中国电影史》“新兴电影运动”的史述

(二)两种“三阶段论”范式的史述呈现

第三章 两种“三阶段论”范式史述的评析

一、两种“三阶段论”范式的差异

(一)起点与时限的差异

(二)“国片复兴运动”与“新兴电影运动”的相关

(三)“重写电影史”史学范式的转换

二、两种“三阶段论”范式的继承性关联

(一)史观与电影史观

(二)史述立场与价值判断

(三)史实的确认与历史动力学探寻

三、两种“三阶段论”范式史述实践所呈现的史论发展

(一)“开放的电影史观”的确立与史述的构建

(二)问题导向与大历史观统筹下的史学拓展

(三)动态关照的学术史意义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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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新兴电影运动”进行了评述。在奠定中国电影史基调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史述呈现为革命话语统筹下的“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在这其中“左翼电影运动”的史述范式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经典范式,沿用不断。但是这一范式在199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史》中,并未得到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史学范式,即“新兴电影运动”范式。这个新的电影史学范式在后来的中国电影史史述实践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其范式地位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版《中国电影史》(以下简称文化社98版《中国电影史》)里,范式转换过程之中,许多标识性的指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名称,从“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的表述转换为了“新兴电影运动”。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30年代的电影现象是革命电影,而文化社98版《中国电影史》则认为这是一场“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整体跃进”的电影运动;并且在“新兴电影运动”的时限界定上也突破了“左翼电影运动”之前的限定,开端事件定为1932年的“电影文化协会”的成立,结束的时限则延长到了“国防电影”的完结。在史述电影运动进程的布局上,文化社98版《中国电影史》打破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左翼电影运动”与“国防电影运动”各占一章,平分秋色的用墨,将“国防电影运动”纳入到“新兴电影运动”发展的一个阶段,由此而产生了“三阶段论”的新范式,进而完成了对“革命范式”的更新。到了新世纪,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史》(以下简称重大社2011版《中国电影史》)中,伴随中国电影史学的整体进步,关于30年代中国电影现象的史述虽然同是“新兴电影运动”的名称表述和“三阶段论”的范式框架,但是其内在阐释则有了新发展。最为突出的转变则是其“三阶段论”史述内涵发生了改变,文化社98版《中国电影史》将“1933年的迅起”作为了第一阶段,而在重大社2011版《中国电影史》中则将第一阶段表述为:“前奏-国片复兴”。新的“三阶段论”范式由此显现出来。“新三阶段论”范式对“旧三阶段论”范式的取代,绝非仅仅是史述内容以及内部框架的简单改变,这一转变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电影史学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整体性更新、发展与进步。这一新范式更加贴近“现代化”范式中没有终极价值目标倡导的延伸,进一步体现了新世纪以来,以“新兴电影运动”这一电影史学学术研究热点为契机之下,中国电影史学更深入、更全面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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