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辽东三案看党争对明朝衰亡的影响

摘要

在任何朝代的末年，冤案总是不胜枚举。在明末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明末的冤案都有一个主因，那就是党争，比如明末的辽东三案就是因为党争为明末的冤案又添了三笔。因此，在本文，笔者通过对明末辽东三案的分析来探讨党争对明朝衰亡的影响。 所谓党争，即朋党之争，朋党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官僚政治集团。打开中国政治史，人们不难发现，自周秦汉唐直到明朝建立，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党争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而且，党争之频繁，之剧烈，党争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举其大者，如秦有赵高之党，汉有党锢之禁，唐有牛李党争，宋有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纵观这些朋党之争，无论其缘由何如，都没给所在的王朝带来清明政治与兴盛，相反却将王朝拖入乌烟瘴气的泥沼，甚至导致亡国。因此在首章，笔者先通过归纳的手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朋党之争做了总结：从朋党之词源考，历史上朋党关系的类型，形成党争的原因，党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危害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历代亡国的教训，开国就在《大明律》中规定了奸党罪：“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末激烈的党争使得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条规定成为空文。朝臣结党，历代皆然，而以明代为甚。为何在如此严厉的惩罚下明代的党争却更为激烈呢？笔者在第二章分析了明代党争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列举了明末党争的两个主要特点。 明代的党分派别，上下勾连，始于洪武朝，而到了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富庶的光环渐渐退却之时，明王朝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党争势成燎原，无可遏止。明末政局，从此一败涂地。 党争经过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数朝的演绎，到了崇祯朝，长年累月形成的党争不已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整个的崇祯朝党争也从未间断过，各种政治纷争与权力争夺，演化成一幕又一幕的乌烟瘴气的党争。思宗也不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致使“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思宗之所以亡国。”说明末党争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原因，是毫不为过的。 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危害了明末的司法状况，恶化了明末政局，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使得明政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力不从心。因此在第三章中，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党争是如何使明王朝走向衰亡的。 从司法方面看，各党派在互相攻讦中，纷纷利用法律作为其斗争的武器，使其对反对派的打击合法化，因此法律沦为了党争的工具；而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势必干扰正常的司法审判，使得审判毫无公正可言。 从政局方面看，笔者以东林党为主线分析了明末的党争，朝臣内部的尔虞我诈直接削弱了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力量。当内地民变危机日呈燎原之势时，各种反东林党的党派仍然无动于衷，醉心于党派争斗，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的日益恶化。 从辽东边防来看，著名的明末辽东三案，也是因为党争，使得明末的冤假错案又多了三起。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思宗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大臣中也多有为袁崇焕鸣冤者，只是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但是，朝廷中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明末党争最典型的特点。如果当时朝廷内外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又何至于到此地步？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就这样，由于朝臣们醉心于党派斗争，明政府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最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崇祯皇帝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晚明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听任党争消耗着晚明最后的国力，最后，在东北崛起的满洲铁骑和内地农民起义的双重夹击下，明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最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之中，走到了其历史尽头。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深远，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至崇祯时，已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这也是明思宗——“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