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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07
  • 召开地:大连
  • 出版时间: 2007-08-21

主办单位:中国明史学会

会议文集: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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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198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即卷首前“序文”中有“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等语。这段文字因涉及明代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讲学与对其的评价,故被诸家广为引用,频率甚高。有的专治明史学者还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为题撰文论述东林学人思想精神。有的文献整理者还视此为定论,并用其来处理校勘古籍。如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东林书院志》卷16后“校记”中“[八]”条下注云:“冷风热血’,‘冷风’原作‘吟风’,雍正本同。黄宗羲<明儒学案》五十八卷《东林学案序》作‘冷风’(中华书局版第一三七五页)据改。”
  • 摘要:@@近二十年来,明代科举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论著数量大幅度增加,研究的国际化、研究视野的不断放宽与方法的多样化以及众多专题研究的持续深入等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对某些基本问题和基本史实认识不清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这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着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不揣谫陋,拟对其中几个突出的问题试作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 摘要:@@“古代日本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命题在中国史学界可能还很生疏,有不少历史学者都表示他们没听过有这种说法。笔者现在重点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中的嘉靖倭寇历史,总结出一个观点是“此倭非彼倭”。笔者的研究是从中日间作为交通工具的海船问题出发的。因为中日间远隔大洋,如果没有先进的过洋大船的话,“倭寇”过不来。因此笔者在网上发表的《倭寇史观的重新探讨》一文中提出:明代日本还没有能力建造过洋大船;永乐朝日本的两艘“朝贡船”,还是永乐皇帝赐赠给日本的无偿援助。这个观点提出后,就有网友学者反问下述两个问题:第一,汉代时候日本已经开始通中国了,没有过洋大船日本人怎样过来?第二,唐代日本的遣唐船都是“日本船”,这是史学界的“定论”!为什么说到了明代,日本反而不能建造过洋大船?
  • 摘要:@@一般来看,明朝洪武初年中日关系的焦点是围绕倭寇问题展开的,明太祖朱元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实现消解倭寇、安然海疆的努力,这无疑有其根据的。或出于这种认识的强势影响,或乏于双方材料的整体把握,似乎这一问题成为明洪武初中日交往内容的一切。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自宋元以来的以禅僧交往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初仍在继续,并得到了新的发展。本文即在这样的思路下尝试挖掘,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个案,对洪武初中日僧人文化交往作典型分析,冀望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
  • 摘要:@@明朝末年,随着女真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辽东地区成为明朝和后金争夺的焦点。在这种形势下,生活在辽东地区的汉族人,面临着历史性的重要抉择和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革。在东北女真等少数民族面前向来以社会经济、文化先进者自居并坚持华夷之辨思想的辽东汉人,经过与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和相互了解,加之后金建立后与明朝展开激烈的战争,并最后占领辽东地区等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传统的华夷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思想的变化对他们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摘要:@@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后,先后任礼、吏二部尚书,大学士及内阁首辅等要职。在他居官期间,特别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职掌吏部事继又提任首辅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吏治改革。他坚持正确的用人思想和用人方略,使吏治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为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改革打下基础。综观高拱的全部著作,无不涉及他的人才思想和用人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本语》《问辨录》《掌铨题稿》《日进直讲》等著作中,对人才的培养、辨识、选拔和使用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构筑起较为周延的人才思想体系。本文试图结合高拱的吏治改革和用人实践,从育才、识才、用才、爱才等方面对其人才思想加以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 摘要:@@本文的撰写,系由以下的四个问题意识所引起:一、明末大儒刘宗周(蕺山)的哲学思想,依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应属于“全体论与整体实存的思路”(即“辩证的思路”)型态之学。而作为蕺山最得意、最著名,以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嫡传弟子黄宗羲(梨洲),其学与师学的形态是相近还是相异的?换言之,他的哲学思想,究竟属不属于“全体论与整体实存的思路”(辩证的思路)形态之学?二、中国与宋元明史上最重要的两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学案体巨著——《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梨洲是根据何种学术观点来从事撰述工作的?三、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梨洲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命题——“盈天地皆心也”②与“盈天地间皆气也”(《明儒学案》下册,卷62《蕺山学案》)——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们是彼此一致还是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四、梨洲曾说:“理”与“气”,乃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明儒学案》下册,卷44《诸儒学案上二》)。究竟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句话才相应,才能恰当地呈现梨洲哲学思想的特性呢?
  • 摘要:@@朱舜水是明末流亡日本的著名思想家,在中日文化交流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朱舜水的学术思想,中外已有不少学者发表意见,使之逐渐清晰起来。但是,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若干观点有失准确,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以期弄清真相。本文兹就朱舜水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略作研究。
  • 摘要:@@王绂(1362-1416),字孟端,号友石生、鳌叟。江苏省无锡人。祖父、父亲皆隐居不仕,乐善好施。王绂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那年朱元璋被诸将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领府事于南京之后,夏五月阅兵于三山门。次年冬十二月戊午阅兵于鸡笼山,还坐西苑,谕诸将兵法。1364年春正月丙寅朔日,诸将奉吴公为王,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绘塑功臣像于蒋子文庙。1368年朱元璋祀天地于南京城南郊,即皇帝位,国号“明”。王绂十岁(1371,洪武四年)已能写诗词。十五岁(1376,洪武九年)考取博士弟子员。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改南京日京师,秋八月免应天府秋粮,征求博士弟子员入京,王绂是年17岁,应征人京。其19岁时(1380),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谋反伏诛。20岁时朱元璋建国学于鸡鸣山下,名“国子监”。王绂志气高逸,不苟合人际,后因某事牵连,谪戍贬山西朔州(大同市),为军卒十九年,无沮馁之色,而意气自若。惠帝建文二年(1400)王绂38岁释回南归,隐居于无锡惠山(即九龙山),自号九龙山人,以教书为生,诗画自娱,徜徉山林泉石,意气爽迈。其间曾随驸马公出使四川省。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王绂43岁,被荐入翰林院,供职于东文渊阁。其南京住所称“蓬庵”,作画小屋日“墨君别馆”。门前竹林日“清风林”,题诗云:“种竹风满竹,风清尘自远。”屋旁池日“洗心池”,诗云:“寓目寻尺小,适意湖海深;岂唯适我意,将心涤我心。”池上水流日“活水源”。屋另室收藏书画作品日“米家船”。永乐十年(1412)三月王绂51岁,迁升为中书舍人,任誊副缮正工作,得以常临古帖。先后两次随朱棣到北京,光贲宠极又招物议。王绂在永乐十四年(1416)二月六日病故于北京寓所,享年55岁,后人整理而有《王舍人诗集》传世。
  • 摘要:@@畏兀慎部源自哈密北山的野乜克力部,是明代蒙古的一个重要部落。这个部落曾涌现出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不刺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物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前期的蒙古历史走向。随着首领亦不刺在与达延汗的对抗中被迫西走青海,留在蒙古故地的原属永谢布万户的畏兀慎部属民被右翼三万户瓜分,除永谢布外,鄂尔多斯、土默特也分得了一部分畏兀慎部众。“野乜克力”是汉籍里对这个部落的称呼,“畏兀慎”是蒙古文史籍里的称呼。对野乜克力部的问题,前辈学者和田清、珠荣嘎都作有专文考释;对畏兀慎部众被右翼三万户瓜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以期有补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
  • 摘要:@@明清山东淄川历史舞台上活跃着韩氏、毕氏、高氏、王氏和孙氏等声势显赫的家族,他们作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其家庭成员除了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救助百姓等活动来树立自身的威望外,往往还利用家训等形式提高子孙的品德修养,用以表率一方。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俗。通常来说,他们既是地方社会风俗的积极改造者与倡导者,又是风俗的亲身实践者,“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迨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方其始也,人犹异之,及其成也,群相习于其中,油油而不自觉矣。要之,移风易俗之权,必操之自上,则不劳而效速”,这样才能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
  • 摘要:@@近年来,一则消息在史学界逐渐引起兴致,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明朝灭亡的关系。据媒体刊载:“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洲出现,迫使满洲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
  • 摘要:@@明代辽东是明朝北边防御的战略要地,16世纪末以来后金兴起的局势之下,辽东成为明朝军队和军饷的辐辏处。明初以来,辽东的军饷通过经营自给自足的屯田体制可以解决。但自明中期以来,随着北边军事情况恶化,屯军的屯、守比率从8:2渐渐变为2:8,结果屯军的役困日甚。再加上军事将领和地方权贵强行侵占屯田,把屯军、屯丁私有化而进行盘剥。其结果是为数众多的屯军、屯丁逃跑,致使辽东屯田粮锐减,辽东的军屯体制急速瓦解。
  • 摘要:@@朱元璋在北平、山西、陕西和临濠(凤阳)设立了行都督府,行都督府为“行大都督府”的简称。至于其他地区,《明史》等偶尔也提到行都督府的设立,但显得证据不足。本文侧重于考察明初行(大)都督府的职掌,以及与都卫的关系及结局。由于资料所限,有些问题尚无法确定,文中不妥之处,请方家赐正。
  • 摘要:@@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构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秦汉以降,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统一与分裂,“从表面看来,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来看,则是渐渐地‘合,了”。这种貌分神合的历史,实际上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这种民族间的、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农、牧社会二元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面貌,每个中原王朝的边防部署和设施都体现了这个格局构造过程中的特殊内容。
  • 摘要:@@商业经营的原则与策略,早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有一定总结,直至明代仍被商人们奉为圭臬,如:计然提出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范蠡提出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白圭提出的“欲长钱、取下谷”,“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等等。对这些宝贵的经营智慧,明代商人们颇善于活学活用,并在经营实践中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
  • 摘要:@@所谓时估,在不同语境中含义略有差异,或指市场上各类物品的通行价格,或指有关部门对物品时价的估计,或指经有关部门估计确定的物品价格。确切地说,作为一项制度的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代凡是比较重要的时估,往往要会同多人估定,称为“会估”。明代由六部分掌庶务,“以时估平物价”属于户部职掌之一,但科道官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也经常参与会估。由中央部门根据北京市场价格确定的时估,称为“京估”。明代中叶以降,除在京召买之外,朝廷向各地派征物料,或从各地折征银两,也时常以京估为价格基准。
  • 摘要:@@亦失哈是明朝前期与三宝太监郑和齐名的宦官。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到宣宗宣德九年,他曾10次奉命带领船队巡抚东北北部边疆奴儿干地区,为明代奴儿干都司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 摘要:@@贪污受贿是滋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到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稳固。在大量阅读正史及明人野史笔记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对明代的贪污受贿问题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勾画出明代贪污受贿的基本面貌。
  • 摘要:@@函可和尚(1612-1660),字祖心,号剩人。本姓韩,名宗騋,字犹龙,明末广东博罗人。父亲韩日缵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函可自幼聪颖,习文赋咏,为明诸生,有康济天下之志。崇祯八年(1635)父亲去世,见朝政腐败,国事日非,遂与番禺举人曾起莘一同参礼道独,皈依佛教。道独法号空隐,曹洞宗三十二传法嗣。崇祯十二年(1639)函可随道独入匡山,蕹发于曹溪。明亡,福王建立弘光政权。顺治二年(1645)函可请藏经至南京,借寓诗人顾梦游家。五月南京失守,函可感于朱明王室再生变故,又亲眼目睹死事诸臣,牺牲惨烈,因而撰著《再变记》,以记录当代史实。次年,桂王于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函可决计重返广东。因烽火漫天,道路险阻,一时未能成行。顺治四年(1647)夏,以父亲曾是江南招抚大学士洪承畴之会试房师,而取得印牌,准备南返。未料出城时,守兵检查经笥,搜出弘光帝答阮大铖之书稿及《再变记》一书而遭严刑拷打,囚系狱中。其后械送北京,减罪免死,顺治五年(1648)四月遣戍沈阳,为清初第一宗文字狱。流放期间,在辽沈地区宣讲佛法,与文士、僧道、迁谪官员多所交接,并时与岭南故旧、金陵好友相互问讯,酬答唱和。顺洽七年(1650)召集诸流人组冰天诗社,标举“尽东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目的在“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胜事”。以函可为中心的结纳关系,将遗民诗人、谪戍官员与佛门僧徒组成一南北交流的人际网络。此网络有如一无形的遗民群体,不论仕与不仕、方内或方外,都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同的民族意识。函可最后卒于戍地,未得生还,其诗由弟子今羞编辑成《千山诗集》20卷,除收录函可流放期间之作品,并收有滞留金陵时期作品及冰天诗社社员的作品。后人从一篇篇血泪交迸的诗作,可上窥清初明遗民的艰难处境,并进一步逆溯探索他们沉郁悲痛的心境。
  • 摘要:@@积极人世一直是儒家传统主张。尽管孔子所称“舍之则藏”已蕴涵一定的隐退旨趣,但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中国古代儒家士人的经世正途是通过“学而优则仕”,利用政治力量,实现经世理想。但这一模式从宋朝开始,遇到了较大的挑战。由于宋朝极重科举制度,知识群体的规模从而急剧扩大,与有限的录取名额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一矛盾使大量士人无法进入仕途,而儒家的经世思想却仍影响着这些居于民间的士人。于是,两宋在野士人经常通过救济族人等方式,以实现其人生理想。这一现象随着明朝地方学校的普遍建立与知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进一步普遍化。对于明后期士人在野经世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晚期所呈现的历史困境,而且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士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 摘要:@@凤阳龙兴寺,坐落在县城东北隅第一山南麓,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其前身即朱元璋早年出家礼佛的於皇寺,旧址在县城西南十几里处。於皇寺北边的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是朱元璋故居。元至正四年(1344)四月间,其父母、长兄在十七天内相继染病而亡。朱元璋“身当幼冲,百无所措”,“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幸邻人刘继祖惠地,得以安葬父母、长兄;“生者为衣食之苦”,幸邻人汪氏老母施舍衣食,赵氏干娘为之洗濯。是年九月十九日,朱元璋过了17岁生日,汪氏老母又备礼遣子,送其人於皇寺为僧。
  • 摘要:@@在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言官和阁臣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明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学术界对明代监控体制和内阁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言官与阁臣两个官僚群体的互动,却缺乏整体史的研究。本文以言官为主导,就二者在整个明代的关系作一梳理,从动态方面说明言官在权力制衡中的作用,并揭示明代政治的若干特色。
  • 摘要:@@国家理论以“国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探索国家定义、国家的起源与消亡、国家本质、国家类型、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管理体制、国家信仰体系、国家综合力诸问题。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间的协调与矛盾,无疑是观察一个国家历史演进的最佳视野,这套理论自然也适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不过,现在流行的国家理论,多是从西方工商文明背景中发展出来的,且是在近代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最需要的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在古代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国家理论。不同性质的国家,要用不同性质的国家理论,也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只有对传统中国加以系统研究,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特色之所在。中国特色,就是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不是工商国家。所以,西方工商国家的一些经验,拿到中国这个农耕国家,往往不适用。
  • 摘要:@@殿试作为一种制度真正确立起来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此后,历经元、明,至清末1905年废除,其间,殿试日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宋代“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殿试通常在三、四、五月(本文所提月份皆指农历)举行,具体日期不定。南宋时,因四川距国都杭州较远,“凡廷试,唯蜀士到杭最迟,每展日以待”。
  • 摘要:@@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中旬,当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及崇祯皇帝丧命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故明南京文武大臣们便商议拥立一位新皇帝,以重新建立统治南方半壁江山的明朝政权。五月十五日,神宗之孙、福恭王朱常洵之长子朱由崧终于被推上了皇帝的位置,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标志着南明弘光政权的正式建立。就在故明南京文武大臣酝酿建立弘光政权的过程中,李自成起义军因山海关一战不敌吴三桂与多尔衮率领的满洲贵族的联军而仓皇退出北京。多尔衮获悉这个消息之后,立即下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率领八旗军追击李自成,自己则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从此,北京再次更换了主人,由李自成起义军转手到了清朝。所以,如何面对北京的新主人——清朝,是弘光政权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它直接关系着弘光政权的生死存亡。然而,在弘光政权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除了个别有远见、头脑清醒的官员主张自强外,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的兵力剿灭李自成起义军的美梦里,成为处理各支政治势力相互关系的指导方针。弘光政权正是在这种“联清灭顺”方针的指导下,一味退缩观望,坐失良机,最终加速了自身的覆灭。
  • 摘要:@@洪武朝是有明一代各项制度的创立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强有力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时期,其官僚机制的行政效能究竟如何,尤其是各级官署中的基层行政人员----胥吏,他们的为政状态怎样,既事关洪武朝的政治实态,也涉及对朱元璋的评价,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即以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为主要资料,探索洪武一朝胥吏的基本情形,尤其是其弊害问题及朱元璋所采取的整治措施。
  • 摘要:@@在明代内阁研究中,缺乏对阁臣阁权的个案研究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明显不足,这一缺陷直接影响着对明代内阁的客观认知。本文曾就杨廷和阁权进行过专门的考察,认为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老臣杨廷和与新君世宗的对抗不是阁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先天不足所导致的畸变。因为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容忍程度,而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张璁与明代阁权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学界对此问题缺乏专门的研究。对张璁阁权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内阁特性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理解嘉靖乃至隆庆、万历内阁的特点。对文中的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 摘要:@@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 摘要:@@湘潭县有一支何姓,主要分布在湘江支流涓水中下游两岸,集中居住在上星桥、射埠、锦石、排头至花石一带。其始祖于明永乐二年(1404)由江西迁来湘潭,先藏银塘,继移居县城东隅金泥湾,后定居于碧泉,因其总祠堂于清乾隆年间建于锦石,遂被称为湘潭锦石何氏。经笔者数年探索、考证,认定其始祖何必华(字汝川)即是在历史上失踪了六百年的明建文帝朱允坟。
  • 摘要:@@关于李自成的归宿,到目前为止有十九种说法,虽经众多专家学者的精心钻研,至今仍然是个谜。在如此众多的说法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两论比较可信,即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禅隐说”,以及湖北通山、通城的“遇害说”,学术界称之为“两论并存”。然而,人的归宿总归只有一个,因而对于上述两论均有一定的存疑。其中“遇害说”两地之一陵墓下埋葬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延”,经过众多史学专家和明史爱好者的考察研究,已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论断。但需要进一步印证的,就是必须在李自成家族或亲族人的家谱中找到有关“李延”其人的记载,其论断才能成立。几十年来,专家学者费尽周折,多方寻找,一直杳无音信,毫无结果。
  • 摘要:@@明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包括明初与高丽的关系以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由于高丽与元朝之间特殊的宗藩关系,使高丽唯元朝命令是从,即使明朝已经建立,因其势力尚未到达中国东北地区,高丽仍然寄希望于北元,对明朝没有做到“事大以诚”。但作为弱小国家,对于大国,特别是明朝这样强大的国家,是不能与之对立的。随着明朝势力对辽东地区的控制与管辖,高丽对明朝的朝贡往来与日俱增,特别是李氏朝鲜建立以后,对明朝真正是“事大以诚”,二者之间的宗藩关系堪称当时明朝与其他藩属国关系的楷模。也正是由于朝鲜的“事”明朝为“大”之诚,使明朝皇帝对朝鲜觊觎中国领土的事情加以容忍,而且不以为是领土的损失,只以朝鲜也在明朝的管辖范围内自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 摘要:@@利玛窦是晚明时期的知名人物,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皆可见到利玛窦的丰富信息。作为开启中西之间直接的、成规模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交流的主要当事人,利玛窦赢得晚明士庶各阶层的好奇、好感与推重。如此众多的晚明文献与士庶人物聚焦一位来自欧罗巴的外国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是前所未有的。频频为人瞩目的利玛窦也逐渐由一个来华耶稣会士,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和代表欧洲的形象大使,进而蔚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但目前学界对此现象尚缺乏必要解读。本文试从晚明文献有关利玛窦的记述、评赞人手,就“利玛窦现象”的表现、成因以及其中昭示的文化本质略陈浅见。
  • 摘要:@@“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把中国的历史完全弄颠倒了,当时全国上下从电台、报纸、大中小学课堂,到工厂车间、农村田间地头,都要批判孔子,好像中国现实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二千年前的孔子而来。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运动,虽然没有起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效果,但也确实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搞乱了。尤其是对当时的年轻人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群众,这样以先人为主、反复灌输的方式,给人们潜在的意识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流毒极为深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一提到孔子或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有相当多的人便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甚至挑毛病,调侃揶揄,张口闭口“孔老二”云云。所以今天我们重读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著作,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从而理解它的真实意义,仍是学界一项重大任务。
  • 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国史上变化很大的时代之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的商圈不仅向国内而且向海外发展扩大。手工业也很发达,出现了产业城市,农民离开土地寻求开始新生活的地方,迁移到城市、山区、海外。这个时代的人和物质的流动化很明显。
  • 摘要:@@自明朝建立以后,鉴于北方民族实力强大,对明造成的威胁较为严重,故明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治理中,不自觉地形成了先北后南的定制。一般情况下,对北方民族以严密防御为主,对南方各族则以抚居多,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然而这一定制在天顺至正德年间的明中期终于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对北方蒙古采取积极防御,主动出击,对南方民族实行以剿为主的政策。是什么原因促使明朝民族政策了发生转变?这个问题在明代民族政策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此笔者着重对明中期南方民族政策的调整演变作一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 摘要:@@不论是王朝的兴亡,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与占据,传统的中国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其基础大致可以列举出和皇帝专制制度、儒教思想相结合的秩序构建、土地制度、宗族等。另外,在王朝崩溃时期,由于小农的破产和大量流民的出现,在地方统治秩序的解体过程中,保持土著的一种方式,即堡寨、山寨的建寨也是值得注目的。
  • 摘要:@@民间信仰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所共同关注。这些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民间信仰”一词作出了不同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大体来说,民间信仰当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民间信仰的主体是下层民众。目前关于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南方如福建等地区,而北方地区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较为薄弱。选择山东地区作为研究的中心,可以让人们对其他地区的民间信仰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 摘要:@@明朝建立以后,在北部边疆地区陆续设置辽东都司、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和陕西行都司。本文试图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重新梳理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解构明代的边疆体系提供根据。
  • 摘要:@@明代的九边是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关于九边各个军镇形成的研究也是代有其人,以延绥镇而论,它是何时形成的?是初设还是继设?对此各家观点颇有不同。本文拟对九边重镇之一的延绥镇的形成作一考察,以使我们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并以此就教于学者和方家。
  • 摘要:@@明代在边疆及内地要害地区重建卫所,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军事移民以及众多军事型社区的出现。军事型社区是以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垂直社会关系为主线,以武装人员为主体的一种特殊的社区。由于以国防安全为主要目的,军事型社区在建立时一般不考虑所在地区的经济承载力,基本上是纯粹的消费型社区。明代的大部分卫所都具有这一特点。消费型社区所需生产、生活物资大多靠外部补给,如贵州卫所的军户“自屯田官赋外所余无几,其合城老幼俱俟苗民负粟入城郭,计升合贸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称贷于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因此,以交换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在卫所很受欢迎。由于厚利的吸引,大批卫所军户投身于此。本文试就投身商业经营的卫所军户作一粗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 摘要:@@开中法发端于洪武初年。《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粮储,自山东长芦陵县运至山西马邑太和岭,路途险远,运费高昂。请令商人于大同边仓交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给淮盐小引票一张。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朱元璋一看这个建议利国、惠商、便民,十分高兴,很快旨准在全国推行。从此,各边多召商中盐以实军储,盐的运销与军需供应相辅而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摘要:@@明清以来,有关朱元璋养子一事,人们多当成一件趣闻。然而,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不轻松,它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拟从家庭文化的角度透视这一问题,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 摘要:@@明代的“江南”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布政使司、江西布政使司共38府4州,这一地区既是当时天下财富辐辏之地,又是文化和在野舆论批评的中心。因此,学者们倾向于将该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来考察,并以此为前提来讨论这一地区地方势力的发展及其在明末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指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落。
  • 摘要:@@学术界对复社的研究一直欠缺,尤其忽视对其实政思想的考察。尽管学人对复社的关注近年略有增多,然而大都局限于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从政治及思想方面对其进行深入考察的则甚为少见。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前人开拓的不够,另一方面在于今日学者仍受缚于传统观念,以为复社士人乃“场屋习气”,缺乏深刻之思想。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复社士人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实政问题极为关注,“平居之所讲论,皆古今之故,当世之急也”。他们在价值判断上有共同的标准,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对许多重大问题有统一的看法,初步构成了一个体制变革的思想体系。深入解读这一体系,不仅对于党社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明代兴衰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陈子龙、方以智、侯方域的变革思想作一简要介绍,旨在从思想层面考察复社这一社会集团的政治内涵,并借此探究明代衰亡的体制因素。
  • 摘要:@@碑刻以石材为载体,详实记录着历史的真实片段,是十分珍贵的实物档案。明十三陵有石碑30余通,其中神功圣德碑13通。在这13通神功圣德碑中,又有7通集中树立于明嘉靖年间,而且刻有碑文7篇,其中一篇撰写于明代,其他的则撰写于清代。碑石的形制、树立的时间、树立的原因,以及碑文撰写的方式等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各有特色。这些无不反映着历史,极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它们是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摘要:@@朱元璋整饬吏治,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中既光鲜又颇有争议的一页。对朱元璋铁腕整饬吏治进行客观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故笔者不吝浅陋,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指正。
  • 摘要:@@清君侧,即清除诸侯或皇帝身边的亲信。《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说,清君侧是“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新唐书·仇士良传》:“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历史上,清君侧常为王国或藩镇起兵反对朝廷的政治斗争手段,如汉景帝时吴楚七国起兵以“诛晁错”为名,东晋元帝时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王敦起兵,以“诛刘隗”为名,皆以清君侧为口实。南明弘光政权时宁南侯左良玉兴兵,由九江东下进军南京,矛头直指当朝首辅马士英,亦谓之“清君侧”。
  • 摘要:@@“无名白”本义是指没有名气的白丁。明朝时专门用来指代阉割后入不了宫、做不了太监之人。这一称呼最早源自唐朝。其时宫中内宦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扶立皇帝,私自阉割一时竞成风气,出现了大量不由诏命而自官之人,被时人称为“私白”。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叫法,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官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手段被正式废止,实施阉割被称为“净身”,“白”也代表这种意思。明代宦官势力再次强盛,自官现象亦随之严重,远远超出了皇宫的需求,“无名白”的数量急剧增加,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 摘要:@@翰林学士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是封建时代选拔官员的储备库,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初掌内命。到宋代,翰林学士开始崭露头角,跻身重要衙门,掌握实职。《文献通考·职官考八》载:“真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时值明代,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翰林学士得到重用,他们担任重要衙门尤其是对皇帝产生重大影响的内阁机构的官员。明中后期,非翰林不入阁,暗示了统治者政治选择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统治者通常需要在政治上选择特定的群体为其运转国家机器,从而达到控制全国的目的。明代,以科举正途出身的翰林学士群体就是统治者政治选择的对象。目前,学术界对明代翰林学士的政治权力和作用还没有专门研究。本文着重探讨翰林学士的政治权力,通过他们的政治权力来窥探明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走向,并由此分析其作用。
  • 摘要:@@宋、元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进士中式后均直接授予官职,因而,自《明史》以降,几乎均言明代“进士出身即被授予官职”。而实际上,明代实行“观政进士”制度,进士中式后,并不立即实授官职,而是将其分派中央各衙门观政,之后方实授官职。由于有关明代典章制度的史书,如《明会典》、<明史·职官志》、《明会要》、《续文献通考》等,大多是以职官分类,而观政进士既非正式官员,且观政时又分派到中央各衙门,无所归类,故造成史籍对此制度没有系统记载,学界也少有人专论这一问题,只有颜广文、高寿仙、黄明光、钱茂伟探讨过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摘要:@@乡射礼是古代乡学中举行的一种礼仪活动,射而饰以礼乐,兼具击射尚武的精神与修身培德的教化意义。汉唐之际举行乡射礼者寥寥,两宋时期儒学立武斋,乡射礼有所复兴。但从整个帝制时代看,明朝对乡射礼最为重视并普遍举行,兴废更迭,持续二百多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洪武初明朝就颁布了乡射礼制,但后来地方儒学所行乡射之礼多与其不同,且各地乡射礼时兴时废的情况很突出。本文主要通过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考察国家礼制在地方回应中展现的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以及三者是如何影响明代乡射礼的。
  • 摘要:@@明朝国家祀典制订于洪武时期,奠定了有明一朝国家祭祀的基调,也成为后代皇帝遵循的基本准则。不过,在遵守洪武祖制的原则下,经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成化时期的嬗变,到弘治时期,祭祀系统中已经阑入了一些与原设计体系精神迥异的因素,这些因素逐渐受到当时官僚士大夫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弘治时期的史料记载中屡次出现士大夫上疏皇帝,要求厘正祀典的言论。这些言论大多言辞恳切、长篇累牍,有些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说。究竟哪些与祀典有关的“问题”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些问题给明代国家祭祀体系带来了怎样的混乱,这些混乱在明代士大夫眼中形成了哪些观念冲突,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文化精神视角考察明代祀典变化的一种途径。
  • 摘要:@@自明洪武三年(1370)五月首次确立乡试直省录取名额始,解额制度便成为有明一代一项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随着人才的作兴和政治的变动,各地乡试解额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变化之中。就变动性质言,有临时上调、后不为例的非制度性变动,也有变动后作为常制被以后各科所沿用的制度性调整。在变动方式上,有小范围的局部调整与大范围乃至全国规模的变动之区分。而前述两种性质的乡试解额变动在这两种变动方式中皆有体现。其中大范围的制度性调整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更为人们所关注。自洪武三年后,此类变动在宣德、正统、景泰、万历、崇祯时期皆有发生。其中关于宣德、正统时期的变动情况,史籍记载较为详明,已为人所熟知;景泰年间的解额变动,因部分史籍记载得模糊或淆乱,变得相对复杂一些,笔者曾撰《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一文给予辨正。至于万历、崇祯朝的变动情况,史籍载录较少。如人们习惯征引的正德初和万历初分别纂修的两部《明会典》因其成书时间早于这些变动,因而不可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天启、崇祯间俞汝楫所撰《礼部志稿》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史籍也都只记载到万历初年;孙承泽的《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虽提及万历四十三年的解额调整,却只有“万历四十三年概增天下解额”一句简单概括,使后人难以知晓变动的具体情况。清人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对此次变动也有提及,但认为“庆、历、启、祯间,两直隶[解额]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③,从其中所及两京解额的数目看,显然是将景泰七年的解额误作了明后期的调整额。可能是因为万历、崇祯朝解额调整资料稀见的缘故,多数研究者在论及明代乡试解额变动情况时往往只介绍至万历元年。这不仅有碍于对明代解额整体变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影响了以此为依据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刘晓东在利用乡试解额推算不同时期会试比例时道:“由于万历四十一年后概增天下乡试额数,其增长的具体数量笔者尚未见到,因而推算仅至四十一年止。”可见,万历及其以后的解额变动还是一个不被人所周知的问题。实际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曾有概增天下解额的举措,这便是万历朝唯一的一次几及全国范围的乡试解额调整,笔者拟围绕这一问题予以探讨。
  • 摘要:@@明代宫廷史是明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向较为缺乏研究,本文尝试从明代宫廷史的阶段划分人手,对明代宫廷史的发展特点进行探讨。明代宫廷史的主要内容如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内廷宦官与外朝官员的合作方式、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的关系、后妃的地位和参与决策的程度、帝王本人的执政方式以及宫廷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明代宫廷史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某些阶段性的特点。本文依据这些变化,试图将明代宫廷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述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
  • 摘要:@@明太祖朱元璋是暴君,还是圣王?这是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要回答这一悬疑,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朱元璋社会理想、治国方略及治国实践作实事求是的考察和科学说明。明太祖继承发展儒家、法家和道家、佛教学说,并保留了某些农民思想意识、情感和要求,以“中”、“和”、“安”、“平”、“均”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为了构建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在官民关系上,治国要以“人”、以“民”为本,要“适人情”、“合人情”、“顺人情”、“本人情”,要“为民”、“爱民”、“敬民”、“安民”、“富民”、“忧民”、“依民”;在贫富、强弱关系上,要形成“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协调共处关系,避免“役民致贫富不均”,功臣勋贵的状态则是决定官民、贫富、强弱关系的关键;欲形成这样的官民、贫富、强弱关系,必须约束、节制勋贵、豪强、官吏们的贪欲,防范、打击他们的违法行为,实施“除奸贪、去强豪”,“右贫抑富”,“锄强扶弱”,“哀穷赈乏”,“赏善罚恶”政策;同时平民百姓必须遵礼守法、纳粮当差,不得越礼犯分、造反作乱。他以为,如此则可“家和户宁”、“人民大安”、“天下公平”,“而与天地同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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