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編纂史再考 : 漢篇・再び文献史料を中心に据えて

摘要

研究漢代律令之際，基本上可以使用兩種史料，即出土史料和文獻史料。従清末至民國，沈家本、程樹德以及日本的淺井虎夫等著名學者都從各種文獻中蒐集了漢朝律令的佚文。而其後陷入於僅靠文獻史料好像難以得到更進一歩發展的境地。竹簡、木簡等々出土史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嶄露頭角，為研究者們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材料。但根據筆者的分析，利用出土史料所進行的研究嚴重受到沈家本等輯逸及整理工作的影響與束縛。尤其是在對法律形式分析方面，與以往的大同小異。筆者在整理沈家本等所蒐集的文獻史料時，看出他們竝沒發現各種文獻史料在性質上的不同。大致可將文獻史料分為漢朝當時的和後世編寫的。其分岐點是後漢末期應劭輯拾漢朝律令而編集成的《漢儀》。從漢代的史料之史又可以看出，隨時代的變遷史料所反映出來的法律形式則大不一様。在本篇論文中筆者着眼於各種文獻史料在性質上的差異，而從中分析出漢朝法律形式的演變。其主要内容可要約為如下四點：1．《律九章》不是漢初蕭何所編纂，而是西漢後期乃至東漢前期律學的發展及法律資料被整理的産物。換而言之，《律九章》竝非國家所編纂的法律典章。2．漢朝未曽編纂過“令典”。當今所謂的漢令“篇目”，大部分只能在後世史料上得以考證，漢朝史料上所出現的只不過是普通名詞。3. 西漢武帝以後，“令”纔成為一種法律形式，而武帝之前，“令”僅意味命令。4. 出土史料中亦不存在漢朝“律典”和“令典”的確實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