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無邪」與「鄭聲淫」底蘊解故

摘要

《詩三百》在春秋時代開始從樂章的原始用途演變為「詩」與「樂」的各自獨立發展趨勢。孔子雖然生當此「詩」、「樂」分流的時代，但是在孔子心目中，《詩三百》的主要用途卻是禮樂。其後，《詩三百》漸變為「義理」之說盛而「聲歌」之學微的局面，後人遂以其自身的時代觀念及釋《詩》態度去理解孔子「思無邪」與「鄭聲淫」的含義。由於離開了孔子身處的時代觀念，沒有從「樂章」的角度去尋繹其義，故產生出種種謬誤之見。本論文共分四小節：第一節解釋孔子「思無邪」的意思及其與春秋時代賦詩斷章的關係。而第二節就孔子一方面說「思無邪」，另一方面又謂「鄭聲淫」所引起的各種傾向不同之見解作出闡述，並對於《毛詩序》釋《詩》之漏洞及朱熹以「淫詩說」來論析《詩三百》之妄解提山質疑與反駁，舉出謝肇涮、載震、陳子龍、毛奇齡、孫希旦及姚際恆等人以音樂角度來探究孔子「鄭聲淫」一語之箇中意義的可取之處。至於第三節則從多個角度，層層分析「鄭聲」與「古樂」之別，及其與「新聲」之間的關係。又從孔子身處的時代觀念證明孔子「鄭聲淫」是從「樂音」上來立論的，與〈鄭風〉無涉。最後，第四節指出後人蓋未能對「詩經學」的發展階段加以區別，因而籠統為說，謬誤百出。說明若不站回周代社會著重以《詩三百》作為禮樂教化的架構上，從而以「樂章」的角度來窺究其義，則無以知孔子「鄭聲淫」、「放鄭聲」之底蘊也。《詩三百》原為周之樂章，由是只有「聲音」而無「文辭」上的意義。及至春秋時期，「詩」、「樂」分流，各自開始形成其獨立之面貌。秦火以後，兩漢儒生致力於以「義理」說詩，欲把《詩三百》內容納入政治道德教化的軌道上，作為其「理想國」的憑藉。自始「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鄭樵《通志》〈樂略﹒樂府總序〉)，《詩三百》的本來義意遂給溼沒且漸為後人忘記。簡言之，《詩三百》實可歸納為西周之「樂教」、春秋戰國之「言教」及兩漢以後之「詩教」三階段，各階段之用途可謂迴然不同。後人由於未能對「詩經學」的發展歷史加以區別認識，是故橫生出種種謬誤之見。例如對孔子「思無邪」與「鄭聲淫」之諸種錯解，皆因為未能站回孔子所處之時空架構上去進行論析，故此衍生山各類悠謬千載之說，貽誤後學。